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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清茶一杯,清灯一盏,水深流静

2018-04-13 13:56:35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编辑:王进文

  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翻译家郑克鲁发表了总计1700万字的法语文学译作,在研究和教学上也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有人说,他凭“工匠精神”造就了具有典范性的“郑克鲁现象”:“他将专业等同于生命,他为了他的专业而活着。”

  自1979年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译作——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长寿药水》迄今,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翻译家郑克鲁发表了总计1700万字的法语文学译作。以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在日前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郑克鲁文集》发布会暨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上的评价,郑克鲁的工作就好比是酿酒,倾其一生,精益求精,让他翻译的作品历久弥新。

  事实上,就像郑克鲁的弟子、翻译家朱振武所说,他不止在翻译上,在研究和教学上也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他的著作和编著近2000万字,他还写了近300万字的学术论文和其他各类文字。朱振武不由得感慨道,总计4000万字的文字量,就是说,在近一个甲子的每一天里,他平均每天都要完成1800字的写作或翻译工作!天下之大,有几人欤?“如今,都快八十岁了,他依然每天从早到晚在办公室做翻译和研究,‘清茶一杯,清灯一盏’,达到了‘水深流静’的境界。”

  郑克鲁由勤奋刻苦而致的极度高产令人感佩,至为重要的是他的翻译和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他翻译的《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等名著,一直以来都是广大中国读者阅读法国文学的首选。他也因在翻译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在1987年荣膺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教育一级勋章”,2008年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2012年获“傅雷翻译出版奖”。他主持编写的《外国文学史》是中国高校学习外国文学的权威教材。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总计28种38卷本的《郑克鲁文集》,就汇聚了他译作和著作的精华部分。

  很少为人所知的是,郑克鲁最初学习法语完全是出于偶然。他1939年出生于澳门,中学时就酷爱文学。报考大学时,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不巧的是1957年俄语专业不招生,他就报考了法语专业,从此与法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西北大学教授杨昌龙的说法,郑克鲁凭“工匠精神”造就了具有典范性的“郑克鲁现象”:“他学养深厚,具有相当强烈的经典意识,对翻译、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忠贞不渝、不离不弃。他将专业等同于生命,他为了他的专业而活着。”

  记者:38卷《郑克鲁文集》汇聚了你部分译作和著作,选择哪些文字入文集,你有什么样的考虑?

  郑克鲁:这次选入《文集》的著作和译本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合著和合译的,还有绝大部分有版权问题的都没有收入。

  记者:文集里收入了《普鲁斯特研究》,就我的了解,这大概是你唯一一部单个作家的研究专著。你的研究一般都与翻译同时进行,相互促进。但普鲁斯特这部被很多读者认为“死活读不下去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是个例外,我印象中,你只是进行了研究,却并不曾参与过翻译。

  郑克鲁:普鲁斯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首创了意识流手法,自然成为我着重研究的对象。这个研究项目曾列入社科基金,由于以前总觉得还不够完善,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次是勉为其难地列进去了。你说《追忆似水年华》“死活读不下去”,可是法国的大学生走在路上都喜欢手里拿着一本。这部小说不好译,我是避开了。我只译了普鲁斯特的两个短篇。

  记者:有别于很多研究著作,不仅是这部《普鲁斯特研究》,印象中你写的文学史著作也深入浅出,在写法上有什么特别讲究吗?

  郑克鲁:我通过掌握大量材料去评论作家,这样才能写得深入。至于观点,我注意法国批评家提出的见解,同时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心得,提出新看法。例如法国人一般认为普鲁斯特运用的是心理描写,我觉得英美批评家提出的意识流更加适合,因此我从这个角度,通过几个方面去研究普鲁斯特。

  记者:读到几部普鲁斯特的评传,都会涉及《驳圣伯夫》,但大多一笔带过。你专辟一章来写,并分析道,普鲁斯特批评圣伯夫,主要在于他奉行的实证主义方法将文学批评简单化和庸俗化,离开了文学的本体——作品。现在很多研究倒是把作家作品放在中心位置,反而忽略了别的因素。实际上,写文学史一般都会涉及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总体创作,在你看来,这三者构成一个怎样的关系?

  郑克鲁:我们评论一位外国作家,对他的生平总是要做些介绍的,因为中国读者并不了解;再说文学史,一般都要有生平部分;生平经历对于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有紧密联系。了解一位作家,时代背景和生平都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有一个写多少的问题。但重点应该还是放在作品本身上面。时代背景和生平不能代替作品分析,圣伯夫的弊端就是把两者颠倒了,研究重点放错了。

  记者:既然说到了批评,你写文学史的时候,怎样体现自己的批评意识?一般来说,写文学史都要求客观,中性。所以,很多文学史,尤其是那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读来给人感觉四平八稳,着实缺少性情和趣味。

  郑克鲁:写评论要有自己的观点,既要吸收法国批评家的观点,也得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尽量避免人云亦云。写文学史的要求不能说“客观、中性”,说中肯、准确倒还可以。的确,文学史写得生动有趣是很难的,不像小说那样好读,毕竟两者有性质的区别。生动与深刻是有矛盾的,两者兼而有之不容易做到。

  记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写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比较研究这一章。你写道:普鲁斯特对巴尔扎克确有不少继承,两人的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你说的,意识流小说与现实主义传统小说有很大的区别。你觉得普鲁斯特的继承,对于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有何启发?

  郑克鲁:普鲁斯特很喜欢巴尔扎克,不少地方有继承,这是事实。有人认为现代派和现实主义是截然相反的,其实不是这样简单,普鲁斯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派与以前的文学无疑有继承,完全割裂开来的情况也有。文学现象是复杂的,要具体分析。普鲁斯特现象本身对我们就有示范作用。

  记者:你翻译了数十部法国文学经典作品,你特别强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翻译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和《茶花女》是你的两部重要译作。为何?

  郑克鲁:《茶花女》和《基督山恩仇记》这两部译作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我一般是以社会反响来评价我的译作的。此外,《悲惨世界》和《第二性》也有较好的评价。

  记者:这次文集里也收入了你翻译的几部中短篇小说选。像梅里美、莫泊桑以短篇小说见长,你翻译它们,很好理解。但巴尔扎克以长篇小说见长,你虽然也翻译了《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但着重翻译的是他的中短篇小说,是不是因为有傅雷先生的译本在前,你选择“绕道而行”了?

  郑克鲁:法国作家写短篇的很多,巴尔扎克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曾发表过一本《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集》,傅雷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巴尔扎克的短篇吧。文集里还有一部《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我收入了约二三十个作家的作品。

  记者:看了文集目录索引才知道,你不仅写了《法国诗歌史》,还翻译了三卷本《法国诗选》。不妨说说,翻译诗歌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

  郑克鲁:我初次到法国之后,发现法国诗歌非常丰富,大开眼界,便有意搜集诗歌选本。回国后,一面讲授法国诗歌,一面译诗,约有一万行。1990年至1991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表了《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法国诗选》直至21世纪才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诗歌难译,十首诗有一两首译好就不错了。

  记者:就我自己的读诗经验,诗歌译本之间大异其趣。有时同一个外国诗人的不同译本,给你感觉不像是同一个诗人写的。更何况诗歌经过翻译必然流失很多。你怎样理解“诗歌不可翻译”的观点?

  郑克鲁:“不可翻译”的意思,我想是指难以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优美全部传达出来,不可避免要流失一些东西。但也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是难以翻译的,有的可能比较容易传达。一首诗的韵律如果改变了,必然整行诗就有不同的译法,差异相当大。

  记者:我想如果说你对诗歌翻译比较有把握,该是因为你做了深入研究。而且你也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你觉得翻译理论能在何种意义上促进翻译实践?

  郑克鲁:一定的研究能让人了解作品,甚至一个特殊句子的含义,有助于准确无误地翻译。研究也能指导译者去选择译本。正确的翻译理论当然有助于翻译;理论最好结合实践来进行;目前对翻译实践的研究较弱,流于空对空的理论研究多了些,这无助于翻译实践,对翻译起不到好作用。

  记者:再来谈谈你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整部著作分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两部分,前者为上中下三编,后者为一整编,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为何亚非文学只占这么小的一个比例?是因为西方文学比东方文学重要,还是西方文学在全球的影响力要大一些的缘故?

  郑克鲁: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有人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为由,认为至少东西方应同等对待。我认为这样安排是不行的。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东方文学几乎处于沉寂状态,而这个时期西方文学却蓬勃发展。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出了那么多的作家作品,优秀的小说层出不穷,而东方要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小说才起步。你说还要把东方放在突出地位吗?

  记者:在我印象中,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是由几个人通力合著的。毕竟,写文学史要涉及大量的阅读和研究,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你以一人之力就完成了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两卷本《现代法国小说史》,及《法国诗歌史》。这一点着实令人惊叹。你是怎么做到的,三部文学史是同时进行的吗?你觉得一个人写与多人合作写,各自优缺点在哪?

  郑克鲁:我写文学史,是分步骤来完成的:先是对一些作家进行较充分的研究,然后扩展到对一个时代的研究,到了基本上成熟时,再着手整部史的写作;当然,有些作家仍然缺乏研究,那么再做补充式的研究,填满缺陷。《法国诗歌史》最早完成,先是我给学生开了一门诗歌欣赏课,评论文章在杂志上发表,然后再写成诗歌史。继之发表的是《现代法国小说史》,基本上是一章章写下来。这两本书出版后,有了基础,再着手写《法国文学史》。合作写可以集众人之长,但是由于参加者良莠不齐,不能保证统一的质量和统一的风格。一个人写能排除这些缺点,不利之处是有的章节可能写得不够充分。

  记者:这次会上,多了解了一些你的翻译研究生涯。听后特别有感慨的是,你在很多方面都能走在同行前面,可谓得风气之先。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就开始重拾专业,在单位图书馆涉猎大量法语原版作品和资料,并与两位同事开始撰写《法国文学史》。到了八十年代,又率先与袁可嘉、董衡巽合编四卷八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你有先知先觉吗?还是你相比很多同时代人多些独立的思考?

  郑克鲁:当时,我已意识到法语是我的吃饭工具,需要提高,便想方设法提高法语,大量阅读原著,打下了我以后研究和翻译的基础。我涉猎和搜集的法国文学材料比别人多些,投入的力量也应该多些,知道得更深入些,思索应该更深入些,1981年至1983年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当访问学者期间,我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开阔了眼界。这些都是我后来有较多成果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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