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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与栖霞山

2018-04-16 09:47:17 来源:文汇报 作者:何安平 编辑:王进文

  《桃花扇》是孔尚任历时十余年,三易其稿完成的作品,甫一面世,就洛阳纸贵,受到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欢迎。全剧借侯方域、李香君离合之情,写家国兴亡之感,而其归结处被安排在栖霞山这一特殊的地理景观,饶富意味。

  栖霞山又名摄山,位于今南京市栖霞区的中北部,距南京城东北约20公里,是茅山延伸到南京的北支,位置较为偏僻,六朝唐宋元之时,游览者少见,到明嘉靖、隆庆时开始逐渐为士人关注,旅游活动兴盛,明末清初,有大量的遗民逃入山中。孔尚任游历南京时,曾到过栖霞山,并拜访了道士张瑶星,他在《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诗中写道:“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孔尚任诗文集》卷二)从中可见张瑶星虽为道士,但忧世之心犹在,因此当向人说起往事时,不免涕泪横流。张道士和栖霞山给孔尚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创作《桃花扇》时,他选择以此人和此山收结,可算事出有因,但又不仅仅因为此,还有着别样的寄托。

  山岳在中国自古即有特殊内涵,最早如《山海经》所记,山中多有精怪,随着道教、佛教逐渐发展,宗教进入山林,名士也游览、隐逸山中,形成了山岳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既在尘俗世界又与之保持距离,具有相对独立的空间。栖霞山当然也是如此。剧中人物汇聚栖霞山是在第四十出《入道》,时间为南明弘光二年(1645)七月。此时弘光朝廷已灭,金陵之地已为清兵占领,两个月前弘光皇帝半夜弃城而逃,众多大臣也逃之夭夭,城中百姓更不用说,李香君随苏昆生、蓝瑛到城东栖霞山避祸,侯方域与老赞礼也来到山中,并且都寄居在道观。侯、李最终相见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七月十五中元节,这是道教的叫法,佛教称为盂兰盆节,俗称鬼节,是祭奠祖先、普度亡魂的民俗节日。作为明遗民,他们在此为明代皇帝和大臣举行“黄箓科仪”,即“救世祖宗”的黄箓斋,他们视明代君臣为“祖宗”,自然是与新的清王朝对抗,但也只能是一种仪式性表达,多少显得有些悲凉。

  栖霞山本为佛教圣地,“古来与荆州玉泉、济南灵岩、天台国清,共称天下四绝名山”。(《摄山志》)孔尚任自然知道,他《游栖霞寺》诗就说:“有树皆松桂,无人不佛仙。”(《孔尚任诗文集》卷二)在佛教名山之中,他却选择了道观道士,而非佛寺僧侣,来使侯、李醒悟入道,除与张瑶星相识外,或许也有叙事策略上的原因。因为佛教认为人生皆苦,故以死为解脱,而道教希求长生不老,对于普通遗民来说,并不需要以死来殉国,可能更希望在新朝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最后忠臣成仙,奸佞为神鬼所苦,也更适合运用道教的神仙观念来展现。

  这场修斋活动能够举行,主要是由于栖霞山“人迹罕至、地方幽僻”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军尽管攻入金陵,却还来不及进山搜查,栖霞山得以暂时保持平静,与外界隔离开来。孔尚任在此将栖霞山作为明王朝的象征,即明代的政治地理空间已无,所剩者唯有一座孤山,也可以看做是文化空间的微小残余,留给侯、李等人在这里聚集,哀悼先朝。然而栖霞山非世外桃源,不可能长久独立于新政权,由此不得不再有《余韵》一出。

  《余韵》设定的时间已经是三年后的顺治五年(1648)九月,原先山中的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三年前的文人名士当然都是明遗民,他们离开栖霞山,投入清朝的王庭中,预示金陵彻底陷落。这不仅是明朝军事的溃败,也是明文化的断裂,短暂存留的山中明文化空间就此被新的政治所笼罩。文士都已离去,剩下的是樵夫苏昆生、渔翁柳敬亭等,他们逍遥山水间,把南朝的兴亡旧事,付之闲谈,柳敬亭编一首《秣陵秋》弹词诉说史事丝毫不差,苏昆生编一套《哀江南》北曲放声悲歌。和所谓的文人名士相比,他们对于先朝似乎更有感情。《余韵》中,老赞礼还在世俗红尘忙着祭祀财神,但对于世间一切早就看透,正如他的《神弦歌》说的:“地难填,天难补,造化如斯。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三人喝酒畅谈时,一皂吏出场,他本是明朝贵公子,今是清廷一小吏。他入山而来,不是游山玩水,是奉清廷之命,搜寻隐藏山林不主动归顺的明遗民。苏、柳等不以山林隐逸自居,奈何皂吏正要访拿他们,只好各自逃走。

  《余韵》一出被认为是“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梁廷枏《曲话》)。这种言尽意不尽的表达效果与象征手法的使用密切相关,栖霞山象征还残留的明代文化空间,苏、柳等遗老可以在里面生活;皂吏象征清朝势力,它在政治稳定后,已开始清理前朝文化,即使隐藏在深山里,也要“访拿”殆尽。明亡清兴的历史就这样被孔尚任反映在栖霞山文化空间的变换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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