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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房与家乡之间

——谈谈我的首部非虚构作品《我就是我母亲》
2018-04-17 09:32:31 来源:文汇报 作者:刘庆邦 编辑:王进文

  母亲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和母亲重病辞世前最后的日子,我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我是家里的长子。母亲对我很是信任,在生病变成一个弱者后,甚至对我有些依赖,愿意让我始终守着她。少年丧父,家境贫寒,母亲对我有养育之恩。同时我还认为,母亲是我的老师。她不仅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一生的老师,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

  在我受到的教育总量中,母亲对我的教育所占的分量最重。若有人问我信仰什么,我会说首先信仰我母亲。我的宗教就是我母亲。母亲老了,生病了,我责无旁贷,当然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母亲。我意识到了,能够在母亲病床前尽孝心,这是我报答母亲最后的机会,我万万不可错过这个机会,以免将来后悔。

  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传统文化之一。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亲、举贤和忠君有效结合起来,使孝道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成为民间的一种信仰。自汉代以来,孝道作为一种大道,一直为历代所推崇。

  我不敢说外国就没有孝文化,但我敢说,任何国家的孝文化都不如我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我也不敢说孝文化是先进文化,但我也敢说,孝文化绝不是过时的落后文化。

  每天在照顾母亲饮食起居、吃药打针之余,我都会记一点儿日记。记日记的初衷,是为了记录母亲的治疗情况和病情变化细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陪护母亲。

  母亲跟我聊天,会讲到一些过去的事情。我听了觉得挺有意思,也记了下来。给我讲故事的还有大姐、二姐和妹妹,她们所在的村庄不同,每个村庄都有不少故事。她们给我讲的都是眼下正发生的故事。目前的农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变化即故事,变化使得新故事层出不穷,丰富多彩。

  作为一个写作者,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时难免心存私心,把有些故事当成了写作素材。我以为这些素材以后或许用得上,或许可以写成小说。除了片片段段记下她们所讲的故事,还有记下我每天所看到的美好的自然景象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以及我对某些事情独立思考得到的感悟。

  也就是说,在记日记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直接把日记拿出来发表。我们都知道,日记有私密性,也有随意性,天上地下,云里雾里,张三李四,家长里短,记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母亲走了,我就把日记放下了。

  十几年过去,偶尔有一天,我在整理存放手稿和日记本的柜子时,把记有陪护母亲日记的日记本看了看,不料一看就引起很多回忆,就感动不已,有些放不下。我想,这些日记说不定可以发表。于是,我用稿纸把日记从日记本上抄录下来,一边抄录,一边做些文字上的整理。

  我陪护母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母亲发病住院治疗,第二阶段是母亲临终前最后的日子。在整理日记时,我把日记按不同阶段分为上部和下部。考虑到篇幅较长,我把上部和下部分别给了《十月》和《北京文学》。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和心存感激的是,这两家文学杂志都把日记作为重点作品予以发表。

  也许正是由于事先并没有想着发表,日记才写得自由,率真,无拘无束,并且跳跃,简洁,内容丰富。日记发表后,有评论认为“有明显的文本开拓”。“它既没有被日记规范,也没有被母亲养病局限。时间在当下与过去之间自由穿梭,空间在病房与家乡之间轻松转换。文本因此具备一种无所不能的包容性,一种复杂多变的开放性。”

  还有朋友认为,这部作品是当代的“世说新语”。这些评论我都视为对我的鼓励。日记的合集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书名定为《我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去世十多年了,我还活着。因为我长得像我母亲,有认识我母亲的朋友对我说,看到了我,就像看到了我母亲一样。这表明母亲在给我生命的同时,还给了我遗传基因。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母亲的生命还在延续。

  这还不够,我的意愿是,还要接过母亲的精神和灵魂,通过不断自我修行和自我完善,使母亲的灵魂得到发扬光大。

  (作者系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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