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4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一路走来，上海保持着全国出版高地的地位，取得了辉煌而有分量的成就。回望过去，梳理来路，上海出版界交出了可喜的答卷。2018上海书展期间，在上海新闻出版局指导下，上海市出版协会、上海市书刊发行行业协会、新闻出版博物馆（筹）等单位将推出一项市民读书活动，邀请读者投票参与评选“唤起你的阅读记忆——40年 40本书”，在读者投票评选的基础上，今年底公布这一评选结果。目前相关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推进中。

　　平心而论，上海几十家出版社，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出版历程，若要选各个出版社的当家好书，自然远非40本可囊括，恐怕400本也打不住。但以此为契机，对这40年来上海出版的诸多重磅好书作一个回顾与梳理，着实是件有意义的事。关于好书的标准有很多，但大体上，不外乎知识和学术上的创新性、社会文化影响力、累计销量等几个主要参考指标。而对每一位热爱阅读的市民来说，都有心头所好，每本好书既融入了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也随着大时代的脉博而共振。本报试图简要梳理一下这40年来曾对我们的人生打下重要烙印的书，即使难免粗疏偏颇，但或许也能从某个视角，大致反映上海出版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突出成绩和亮点，留下一份广大读者对上海出版这40年的阅读记忆。

　　打响恢复高考的出版第一枪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历程，第一本值得打捞的书，就是1977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共 17册）。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套书显得有些陌生，但对当年亲身沐浴过恢复高考春风的学子来说，这套丛书曾经是一纸难求的应考宝典，或多或少也曾改变了当年高考学子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谁手中拥有这套自学丛书，谁就比别人多拥有一份考上大学的机会。上海出版局原局长、当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骨干徐福生回忆当年出版这套书的经过，如同回忆一场大获成功的热血战役。1977年8月，他从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那里获悉，国家即将恢复高考。出版社敏感地捕捉到这一重大讯息，当即决定要为当年参加高考的青年提供复习补课的资料，一个月内突击重排，出版这套自学丛书，并把原来大32开本排成小32开本，不仅节约纸张，而且使书价降低到11.73元一套。自学丛书的编撰者多为高中知名教师，文字采用叙述式，如同谈话，便于考生自学。这套书籍一经推出，如暑天降甘霖，一时洛阳纸贵，出版社打了十几套纸型，在全国各地同时翻印，这才勉强满足全国青年学习的需要。这套自学丛书不但成为高考学子的必备参考书，还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数理化的热潮，影响了一代学子的求学路。徐福生说：“这套丛书的印量肯定是天文数字，但具体多少册，现在已不可确计。如果把它评价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出版界推出的第一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书，大致是合适的。”在百废待兴之时，上海出版界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巨变的信息，并以迅捷的行动力，站在了时代文化潮流变革与推进之前列。

　　学术出版引领学术创新

　　作为拥有优良出版传统和教育资源的出版高地，上海出版界在学术出版上屡创佳绩，展现了上海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实力和创新力。其中，优秀辞书的成功出版，体现了上海出版界一直以来的实力和优势。

　　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巢峰组织专家和人员，在九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出版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三卷本。这套1979年版《辞海》，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伊始出版界的 “报春燕”，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都经过反复论证，具有突破性。图书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定价55元的《辞海》三卷本共销售了 62万套，《辞海》缩印本（定价 22.2元）的销量更高达298万部。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着手出版《英汉大词典》，由复旦大学陆谷孙教授主编，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1989年上卷出版，1991年下卷出版，全书出齐。作为1949年后国人独立编纂的一部英汉工具书，《英汉大词典》被誉为 “是远东也是世界范围较好的双语辞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获数十项国内外图书大奖，发行海内外，其影响难以估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潮中，无数留学生的行李箱里都必备一本《英汉大词典》，对学英语的国人来说，该词典更是必备工具书。如今经过四次全面修订，这本词典累计发行已超过1300万册，这一销量远超国内同类外语词典和牛津、朗文等引进版词典，创下了中国双语词典销量的民族品牌，铸就了中国词典销量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说起在学术出版领域产生较为广泛影响的闪亮出版手笔，很多人会提到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社都面临来自市场的压力。当时，明星出书销量惊人，而学术书出版有日趋艰难之势。在这样的出版大环境下，这套《中国文学史》以新颖的文学史观、优美流畅的文笔，在众多中国文学史著述中脱颖而出，成为高校中文系学子几乎必备的阅读书目。其出版销售的盛况，更是创造了“严肃的学术书也能畅销”的出版奇迹，并成为各大媒体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据该书策划人、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介绍，1996年2月的上海图书订货会上，该书书稿还在加工，样书也没有一本，仅凭几张海报，却在订货会上一下子订出了2万多套，创造了一个小奇迹。1996年6月该书正式出版，到当年8月份，两个月就销售5万套。为了出好这套文学史，贺圣遂立下了“军令状”，向社里表示两年内一定收回成本，没想到当年就实现盈利。自1996年出版到2014年，该套文学史已销售30万套，在大学文科生中影响深远。2010年，《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骆玉明教授将该书作了压缩，推出《简明中国文学史》，并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了英文版。这是中国本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首次版权输出到国外，并由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在世界学术之林展示了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面貌与水平。《中国文学史》主编章培恒先生后来对这套文学史作了修改，使其更完整地表现出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个性，修订后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至今也已销售约8万套。前几年，《中国文学史》修订新版推出了日文版。

　　除了一些能兼顾学术含量与销量的学术书外，上海另有一些重大的学术出版项目，通常不在普通市民读者的视线内，但却具有传世风范。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超大型出版项目 《续修四库全书》，1994年出版第一册，2002年出齐，共1800册。这是继18世纪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后，又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清理与汇集。它与《四库全书》配套，构筑起一座中华基本典籍的大型书库，1911年以前的中国古代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其学术意义以及出版难度，如同这套书库的巨无霸体量，望之即明。

　　文艺图书频频制造热点

　　除了重磅学术著作的出版之外，文艺类图书也是上海出版的又一传统强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推出了诸多畅销一时的小说和随笔作品，培养了一代代作家，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过一波又一波的阅读热点。

　　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简·爱作为追求自由、拥有自尊自爱性格的女性，迅速成为我国青年女性追求精神成长的新榜样。这本并不厚的小说在当时掀起了一场风靡全国的“简·爱热”，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随后越来越盛大的引进国外文学作品的出版热潮。新世纪以来，在翻译类小说中再一次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阅读关注热点的，当属美国作家丹·布朗的超级畅销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小说200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第一时间引进出版，取得了惊人的100多万册的销量。

　　1992年，知识出版社独具慧眼，出版了当时尚不太知名的学者余秋雨的随笔集《文化苦旅》，面世后一纸风行，开启了学者大散文的创作之风，出版至今销量逾千万册，还不算各种数量惊人的盗版。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易中天的《品三国》，借着央视节目的影响力，《品三国》一书将学者散文又推向了一个高峰，很多读者惊呼：历史还能这样解读。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将目光投向了上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悲欢传奇，细细揭示了时代惊涛裹挟下而能不动声色的上海这座城市的柔韧“里子”。随着海派文化近年来的逐渐发展，这本小说的影响力也逐渐超出文字读者，而辐射到了戏剧影视等领域。

　　为上海这座城市画一幅精神画像，渐渐成为上海作家和出版界的课题。而上海独特的城市文化和都市气质，也成为文学创作不绝的灵感来源。201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小说被誉为一部写活了上海市民群像和气质，写尽了一座城的沉浮歌哭的当代传奇。《繁花》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小说奖在内的诸多奖项。

　　除了推出上海本地作家的重要作品，上海出版界始终放眼全国，密切关注国内一流小说家的创作。200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作家莫言的小说 《蛙》。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此之前早已大手笔买下莫言大部分重要小说的版权，尽占了莫言作品出版的先机，展示了上海出版界的眼光与魄力。

　　在童书出版这一块，上海亦是具有过硬的拳头产品的出版高地。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几本 “经典童书”，长年稳居销量榜单。最为深入人心的，当属可怜、可爱的小三毛形象，他是上海画家张乐平奉献给全国人民的著名儿童漫画形象，影响了几代人。199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把 1949年前的《三毛流浪记》，和反映 1949年后过上新生活的三毛新漫画合起来，出版了《三毛流浪记》（全集），成为少儿社的当家招牌图书。据李名慈副社长介绍，《三毛流浪记》（全集）出版至今，印量已无法统计，是个天文数字，每年至少发行几十万册。而该社另一本重要童书《十万个为什么》，则是著名科普读物，名气大到什么程度？“十万个为什么”这几个字，已不仅仅是这一套书的书名，而几乎成了一句当代成语。《十万个为什么》在一代代读者心目中建立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长销不衰，在少儿科普类书中，稳居金字塔顶端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该书有过多次增补和修订，其中第三版影响尤著，对当代科技知识的吸收和增补也堪称及时。新世纪面世的第五版《十万个为什么》，则邀请了22位两院院士担任编委，保证了这套书知识的准确性权威性，语言通俗，老少咸宜。第五版的广告语：“一辈子用得到，几代人忘不了。”可说是对这套书的贴切评价与总结。2007年该书获得了极具分量的“首届政府出版奖”。此外，少儿社还有一本耳熟能详的经典图书，就是林汉达先生撰写的《上下五千年》，该书是少儿社在改革开放后打响的第一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讲历史，就看《上下五千年》。”有多少中国孩童是没受过这几本漫画书和科普读物的影响的呢？

　　童书和教辅书争相“走出去”

　　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阳春白雪高大上的出版物之外，另有很多图书，或许在学术上看不出有什么创新突出，在内容上也谈不上高雅大气，却展示了出版界接地气、重实效的选题思路。

　　比如1982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生活类图书，《上海棒针编结花样500种》，在改革开放之初，适应了人民急于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日常审美的集体心理需求，风行全国，和上海同时期的一些服饰杂志、生活常识普及读物一起，共同打造了上海作为时尚高地的城市形象。

　　而教辅类图书作为出版业的香饽饽，从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上海出版界亦有精彩手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课一练》系列就是其中绕不开的精品教辅图书。自上世纪90年代出版以来，该系列早成了全国千万家长们所信任的华师大版知名教辅，长销不衰。据华师大出版社社长王焰介绍，目前《一课一练》系列每年的码洋达4000万元以上。

　　尤其值得提上一笔的是，2015年，数学 《一课一练》还成功地实现了 “走出去”，被英国著名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翻译引进，并采用在英国的小学数学课堂实践中。该书英文版封面保留了“一课一练”四个中文字，但书名译成了《基于英国国家课程标准的上海数学》。在亚马逊网站上，外国家长们的购书留言大多十分热情，对《一课一练》英文版的教学效果持肯定和欢迎态度。这样的顺利走出去的“国际影响”，在我国教辅类书中可能尚属首次。

　　在出版码洋非常集中的童书出版领域，多年来由引进版童书笑傲江湖、国内原创童书乏善可陈的局面也大有改观，原创童书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锻炼，培养了一批新锐童书作者，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男生贾里》（秦文君著），以及《布罗镇的邮递员》（郭姜燕著）均为其中的佼佼者。《布罗镇的邮递员》在好书济济、经典众多的少儿社，无疑属于“新人”级别，但面世两年来，已获得了包括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宣部2016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并出版了包括韩国、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及等语种版本，还被德国图书馆列入向德国青少年推荐的“白乌鸦”书目，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40年，上海出版界经历了体制转型，承受了市场大潮的冲击，出版了大量优秀图书，并在新形势下不断创新，再创佳绩。回眸40年间上海出版的诸多好书，无法尽举，只能挂一漏万。好在每一位读者心中，都有一份各自的“40年来好书”的私人书单。或许，今年年底活动揭晓的“40年 40本书”的书单，也未必能让所有读者击节赞叹。但这样的一次评选，可以让我们共同回眸一代代出版人与一代代读者共同经历的时光，回味那些因阅读而带给我们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