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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茹:修行不一定要去终南山

2018-08-08 08:59:01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李浩荣 编辑:王进文

  年少成名的周洁茹是70后作家里起步较早,也走得较远的。在获得多个文学大奖后,她选择封笔前往美国,那年她才24岁。移居香港又是另一个契机,她在沉寂多年后推出小说《吕贝卡与葛蕾丝》,娓娓道来一个个与众不同的香港故事——

  A 来世不再做“寄居蟹”

  李浩荣:您写一群“港漂”在香港的生活,您觉得这群从内地到香港留学及工作的人,和以前的新移民有什么区别?

  周洁茹:我也不知道以前的新移民是什么样的。我搬到香港的时间是2009年,我相信从这一年开始,新移民这个身份就和另外一串词联系在一起了: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土豪?现金买楼?以前的新移民是什么样,我没有关心过,嫁香港人?天水围的日与夜?我不知道。从内地到香港留学然后留在香港的年轻人,我遇到过几个,挺奇怪的,不是身份的问题,是代际的问题,那一代人,肯定是更自我一点,自我是一个好词儿,接近的词就是自私。他们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别的想都不会去想,做事情也不考虑别人,自己的利益最重要。我们这代人朋友聚餐还会讨论一下,去哪里对大家都方便,哪个时间方便到每一个人。他们是这样的,我只去我想去的那个餐馆,我只在我有空的时候才出现,要么我就不去了。80后还会掩饰一下,藏一下,好看一点,90后基本上是把野心摆在脸上的。我不跟他们玩,他们不好玩。

  李浩荣:《吕贝卡与葛蕾丝》以单元故事的形式组成,但整本小说都在重复一句话“为什么要去(留在)香港?”这涉及身份认同的问题,能请您详细地谈谈吗?

  周洁茹:小说的主角在美国也居住了十年,但也是什么美国的地方都没有去过。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哪儿都不去,就是待着。修行不一定是要去终南山的山洞的,爬山涉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有的修行就是待着,小空间。但我的主角们肯定都是自省的,他们永远都在思考:人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都没有答案的。人的局限就是会让人没有答案,但是能够去想一想为什么,都算是有进修的心。寄居这个词,我马上就想到乌溪沙海滩上的那些寄居蟹,我的有限的生物知识告诉我,它们是天生没有壳的,它们要么赶走壳的主人,要么找一个死掉了的壳,搬进去,它们的一生得这么折腾好几回,因为它们还在长大,它们的身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寄居蟹的心态?我不知道,如果我是一只寄居蟹,我希望不要再有来世,来世我绝不要再做一只寄居蟹。

  B 我只写我想写的

  李浩荣:您还重点写到一群“中年女性”,她们多是男性的附庸,感情生活空洞,虽没有经济烦恼,有些还是高学历,但多是婚姻不美满,跟别人分享同一个男人,做小三,做情妇,养老公,能谈一谈您这一代女性的处境吗?

  周洁茹:首先这不是我们这一代女性的处境,至少我自己的处境不是这样。我生活里的女性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进取,勇敢,有智慧,力大无穷,忠诚,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岛上蔷薇》叙述过这样的女性,她们坚强又美丽,每一个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女人,都像野蔷薇一样。《吕贝卡与葛蕾丝》我写那些可能只是少数的少数的状态,因为我对那种处境很感兴趣,人总是对自己没有的经验存有兴趣。我只写我有兴趣的人和事情,也是因为我会写得好,我说过我与写作的关系是,不迎合,不抗拒,没有欣喜,也不必悲伤。我只写我想写的。

  李浩荣:您对香港的文化有着有趣的观察与嘲讽,像大厦管理员、东铁职员、小巴司机的刁难,甚至用膳时别人望着说普通话的您,这当中涉及文化的差异吗?您在美国生活过,也遇到类似的经历吗?

  周洁茹:文化差异这个词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她先生开电话会议,因为有一个香港人,大家就都要讲英语,这样怪怪的。我说这有什么怪怪的,有的香港人就是只会讲英语,要他讲普通话他就表达不到,也不是他个人没有努力过,他成长的环境接受教育的环境在那里。我在香港生活,别说开会,就是在街市买菜,很多时候也得说英语,我认识的一个菜摊姐姐,就是普通话广东话马来话英语都很流利的,为什么?香港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她什么话都会啊,就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客人,每一个客人都开心。至于在美国,我好像没有特别的遭遇。真正的恶意只有一次,在一个玩具店,被一个大肚子白人妇女指着我的鼻子大叫,滚出美国!我笑笑,离开了那间玩具店,我竟然笑了一笑。我想的是,这是一个怀孕的妇女,她肯定是产前忧郁,她以后会好起来的。我没有想得更多。如果她指着的是一个墨西哥女孩,或者韩国女孩,她得到的对应肯定都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文化差异,也是文明差异。

  C 靠小说养活对不起小说

  李浩荣:微信在您的小说里,是人际沟通的主要工具,书里的人物很在乎“点赞”、“拉黑”、“回复”,您怎么看待微信?

  周洁茹:我知道香港人都用WhatsApp,我也用,还有FB和Instagram,但我偏爱微信一点,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只用微信,也有操作习惯的原因,我现在收发稿件都用微信而不是电子邮件,用起来顺手。只是便利,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生命那种。便利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好像谈过便利这个词,我说电影《老无所依》的句子那么多我也只记得一个词,convenience,你让我不方便了我得杀了你。就是这样。微信和朋友圈是我的一天里花的时间最多的部分,有人跟我说你要是不写朋友圈能写得更多,我说是啊可是只有我能写朋友圈。我出版了我写在朋友圈的字,《一个人的朋友圈,全世界的动物园》。

  李浩荣:在《吕贝卡与葛蕾丝》里,叙事者多次提到如果自己是“作家”该多好,或会写小说多好,这多多少少反映作者对作家与小说家这身份的疏离,能谈一谈吗?

  周洁茹:我没想那么多,就是那么一写,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的意图。我有个小说《201》(《人民文学》2008年第8期)好像做了哪一届的中考题,就导致好多学生到微博上去问我,小说最后一句的景物描写,月亮啊树叶风啊,对人物情绪的影响。我都没有办法回答,什么情绪,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人问过我为什么我所有的女主角都叫张英,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我说没什么意义,我是想到什么名字就用什么名字,反正也是用了就用多一次,再用多一次,不是懒惰,只是便利。我所有的男主角都叫做“他”。至于作家身份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我用驻校作家这个词骂过人,没有人是靠写作活着的,在国外,每个人都还有一个主业,业余才写作。我的观察是,在中国内地这就很局限,他们往往是编辑还是作家,同时是作家,同时还编辑,我很怀疑他们在每个早晨醒过来的时候都需要想一想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我希望的职业状态还是要分裂一点,白天编程,晚上写小说,这样,或者是个夜班保安,下了班写一点儿作。那些作品一定都是真的。作家巫昂或什么老师说的,靠写小说养活自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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