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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的家教智慧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刘海滨×张文江×邓秉元 编辑:魏玮 2020-08-10 11: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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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一书。梁启超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父亲”,九个儿女个个成才,且文理工兼备,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从后来者的眼光来衡量,梁启超家庭教育“成功”的关键或许恰恰是继承了传统以修身做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成才才能水到渠成。其家庭教育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典范,德育、智育、情感教育融为一体。前不久,该书的策划、责任编辑刘海滨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文江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邓秉元教授就该书的相关话题进行了对谈,本文摘编自当天的对谈笔录,澎湃新闻经活动主办方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对谈嘉宾授权发布。

三位嘉宾张文江(左)、刘海滨(中)、邓秉元(右)在活动现场

刘海滨:作为策划者和责编,我先介绍一下本书的缘起。《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是“梁启超修身系列”丛书的第五本,最早的三本分别是《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是梁启超编纂评点的,自成系统,《德育鉴》是一个总纲,从修身工夫的角度,分门别类梳理了上自四书五经下至曾国藩的儒家修身方法;《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则分别对应明清儒修身日用工夫。这三本书起初是梁启超用于自我修养的随身读物,1905年之后陆续出版,作为梁启超推行修身德育的一个途径,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后来又出了一本《梁启超修身讲演录》,是把他后期的很多以修身德育为主题的讲演汇编起来。

修身和教育是一体的,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佛家讲“自觉觉他”,所以修身系列丛书里其实就包含了梁启超对教育,尤其是德育的看法和主张。在他看来,教育在现代中国,由传统教育变成现代教育之后,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由以德育、以做人成德为主,变成了以知识技能为主。现代教育过于偏重智育,德育被忽略了,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二十世纪初就看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通常把梁启超看成一个学者,或者是一个政治家,其实在他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旅居日本期间,经过反省深思,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衰落,具体说来,是清代以来以修身为本的文化根本精神衰落了,而随后的改革和学习西方,不但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反而变本加厉,路子越走越偏。所以从日本回国后,梁启超不论是从政还是为学,都是以修身为本,1917年退出政坛之后,更是到处奔走、大声呼吁重回修身之道,并且投身教育实践和改革,希望从改造教育入手,进而带动全社会的变革,这是梁启超后半生主要的目的。

梁启超在教育方面的行动主要有两个,一是有计划地周游全国到处演讲,宣传推广自己的理念,再一个就是在大学实践改革,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家都知道清华国学院有四大导师,其实这个研究院是梁启超一手创立的。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育实践场所,就是《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这本书的主题——家庭教育。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由于他跟子女之间聚少离多,他们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交流,这从梁启超现存的400多封给儿女的信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当然实际他写的书信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家书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还有一些他在家中讲课的讲稿,他在家里为儿女讲过孟子,在外面做关于王阳明的演讲,他把讲稿也寄给儿女们。我们把这些内容搜集起来加以编排,书前有详尽的导读,每篇文字都加了背景介绍和注释,是希望让现代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它,更重要的是,希望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包括我们新一代的父母们能够有所帮助。

张文江:中国古典著作《大学》中,提出了三纲八目,其核心是修身。对修身的最初步理解,是对自己有要求,注意校正自己的身心行为。《大学》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社会上不同阶层、不同岗位的人,都要对自己有要求,注意校正自己的身心行为。通过内(明明德)外(亲民或新民)两方面,追求止于至善的文明理想。梁启超一生为学,经历数次大变,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以修身为核心却始终没有变。修身是他取得多方面成就的根本,也是理解中国学问的入口。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梁启超著,彭树欣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月。

《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这个副标题脱胎于鲁迅名文《我们怎样做父亲》, 先谈几层对比,协助此书的定位:1.梁启超的书信写于1912—1927,鲁迅的文章写于1919年,写作上大体是同时代,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反映了时代大变局中知识人的不同认知。2.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戊戌变法运动领袖,有着师生的关系。对比二人的家教之道,康有为不怎么成功,而梁启超大体美满。3.大约40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社会上风行《傅雷家书》,一时洛阳纸贵。二人都以古今中西教育下一代,梁以中式教育为主,傅以西式教育为主。

邓秉元:其实我很怕一些人看了梁启超的家书,只是奔着他子女的那些所谓院士头衔去了。我们有些人想学习虎爸虎妈,好像孩子考上好大学就成了人才,其实离真正的人才还很遥远。有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高,但未必是人才,有时反而可能是祸害。梁启超的这些子女总的来说,除了大多学有所长之外,我更看重的反而是他们人格上的成长。譬如梁思成便不仅是一位建筑专家,也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人,身上还有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为了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做了他能够做的事情。

张文江: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反过来说也行,其成败关乎家庭的未来,合起来关乎国家的未来。教育孩子是最难的事,也是最值得的事,同时也是最美好的事,天伦之乐就在其中。亚洲人,尤其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从多少家庭为高考而不惜投入,可以感知一二。

按照我的理解,教育孩子可以分上中下三策,或者说有三种不同的进入角度,各有其长:下策是引导孩子学习知识和技能。值得强调的是,现代社会中,技能的重要并不亚于知识。中策是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更好的是教学相长,通过教育孩子进一步完善自己,促进两代人共同进步。上策是提高原生家庭的天花板,既在经济上,又在思想上,通常的途径是读好书,尤其是适当的经典教育,理解传统,理解时代。而更好的是打开天窗,深入理解人类的文明,走向精神上的超越之路。家庭和个人,都不可能完全避免逆境和挫折,必须在难解的矛盾中坚持前行,获得向上的动力。

我理解中国学问的核心是做人、做事情,而经典系统可以作为进阶或辅导手册。刚才引用《大学》和《中庸》是四书,进一步上推是五经,更完整的表达是六经或六艺。这是儒家学说的主要脉络,而梁启超之学,也斟酌采用佛家和道家学说。

做人方面,参考佛教的因果业报论。本书引梁思成写给姐姐梁思顺的信说:“感觉做错了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回转来。”即使对佛学不作深究,梁启超所说的,为善心上平安清凉,为恶感应烦恼痛苦,我们普通人也能体会到。

做事情方面,他抱持完全积极的人生观,“有一天做一天”,不是“得过且过”而是“得做且做”。“天下事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我是挨得苦之人……老守着我的‘得做且做’主义。”梁启超的这些想法,来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及《尚书》的“无逸”。而自称“挨得苦”,又对应《周易》的“吉凶与民同患”。梁启超的这些观念,和鲁迅临终前写下的“要赶快做”(《死》)的思想,完全一致。

有了这两条,人生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呢?依然未必。在道家方面,书中177页称:“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引用的话来自《庄子》的《人间世》,可以看成《周易》“乐天知命故不忧”另外的表达,表面上消极,实际上积极。梁启超这样的人生态度,感染并激励他的孩子,使他们在各自的环境中都能成长。

刘海滨:刚才说的“有一天做一天”这样的“得做且做主义”,一方面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来自传统,跟儒释道都有关系,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也非常希望能将这种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儿女,而这种传递和影响就是家庭教育了。

因为看到“一门三院士”等等,如果希望在梁启超这里学到很多教育方法、秘诀,恐怕会失望的。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很难总结出可称为“梁式家教法”的一套方法。实际上他就是把最近我碰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我怎么做的,怎么想的,这样像拉家常一样写进信里,子女也很乐意听也很乐意向他倾吐。他以非常平等的方式跟儿女们谈话。这也是邓老师说的,在家门里面是“恩掩义”,更重要的不是讲道理,而是情感的交流,平等的交流,在梁启超这里是个很自觉的行为。这样一个氛围之下,彼此关系很亲近,交流很顺畅,那么梁启超在通过他自己的经历,将他的所思所感像朋友之间谈心一样讲出来之后,在关键的地方点一下,提炼一下,说我就是这样做的,也希望你们能这样做,这样效果就非常好。书中的很多金句不是脱离事实的说教,而是散落在拉家常讲故事之中的,并且来自他自己的真切体验,所以读来才非常亲切,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看似无形、像春风化雨一般的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也很不容易学,因为它是以自我的修身为本,做好一个父亲的前提是先做好自己这个人,做一个人格独立并且有强大精神力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就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尽量去做事这样一个人,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却是唯一的做人和为父之道。如果说梁启超有家教秘诀的话,这就是他的秘诀。

邓秉元:前面说家庭伦理属于天伦,是血缘关系,这种关系被抽象为仁。而人伦的关系是义合,也就是通过某种原则联系在一起。既然要维护这种天伦,所以父子之间不可责善,也就是相互不用善或很高的标准要求对方。孟子给出的理由是,假如父亲以善要求儿子,儿子便会反问,为什么您自己没有做到呢?这会让父子关系变坏,并最终破坏家庭。现代家庭许多问题的症结出在这里,许多应该由学校承担的责任,被转嫁给了家庭,从儒学角度来看,其实是无解的。所以古人强调易子而教,由师友负责责善,因为这是师友之义,师友也是义合。

父子之间这种关系,发展出亲亲相隐的观念。这个观念最近几年讨论很多了。许多人误解亲亲相隐的观念,以为是在包庇对方犯罪,其实是不对的。亲亲相隐只是意味着不去质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孝道的理解,与二十世纪所批评的那种愚忠愚孝,不仅不同,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

总之,早期儒家所理解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以亲情相连接,但又有所节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子对父的身份依附基础上,而是首先保有独立的人格。儒学是讲求生命的学问,生命的真谛在于自由,而自由的真正基础,就是这种独立精神。没有人格的独立,谈论生命、自由,乃至人类一切美好的词汇都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古典的家庭伦理所首先应该注意的。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圆满地体现出来。在我看来,这也是梁启超家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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