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文/郑渝川

　　1914年7月-8月，欧洲大陆局势骤变，英国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加入法国和俄国一方，向德国宣战，二是作壁上观，保持中立。英国选择了加入作战。四年后，英国成为了一战的战胜国，但这场战争的长远影响却很不利于英国。战争摧垮了德国和俄国两个帝国，促使欧洲大陆建立了多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国却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在远东，日本也已经成为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主导国家，不再是过去的小根本角色。更糟糕的是，战争严重拖累了英国的经济发展，美国则成为大赢家。

　　一战的其他影响还包括，激活了犹太复国主义以及阿拉伯民族主义。英国在战争期间试图有效利用这两股势力，分别作出了漫不经心的承诺，这在后来使得英国对于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可信度产生了负面影响。英国加入的协约国阵营击败了德国，还支持法国羞辱了德国，这埋下了德国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日后积聚复活的隐患，会在日后演化为汹涌的法西斯纳粹，最终导致二战爆发，英国参战并丧失所有的霸权优势。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国却在战后彻底丧失霸权地位，沦为普通国家，这让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在内的英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历史学家因而热衷于设想，如果从一战到二战，英国没有作出历史上的相关选择，没有滑入战争，会不会就因此避免了国力衰退，而能够保持强大的国力，还能防止殖民地体系崩溃，保住“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至少也会与之后的美国、苏联一道，分享世界霸权？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如果1914年英国没有加入参战，德国将很快击溃法国和俄国，建立起对欧洲其余国家的霸权，也就不存在德帝国解体以及之后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上台的历史条件，二战、纳粹大屠杀也都将得以避免。这些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估计，德国称霸欧洲之后，将建立起类似于今天的欧盟的邦联式国家联合体，与霸权地位没有被显著削弱的英国，以及美国、俄国共同主导世界秩序。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的《虚拟的历史》书中就展开过这样的架空设计。

　　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查姆利在《丘吉尔：荣耀的终结》书中抨击了丘吉尔继任英国首相后，坚持与希特勒作战，将英国国家资源悉数投入其中，并最终丧失英国强国地位的做法，认为丘吉尔是英国殖民体系猝然崩溃的罪魁祸首。查姆利也进行了一番架空推演，即1940年英国选择了绥靖主义者而不是丘吉尔为首相，与德国握手言和，将因此避免美国崛起，也会避免英国在二战战后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造成国民不思进取——可以避免的问题还将包括，英国军队会从欧洲战场转向远东，保护东南亚不受日本侵略；德国会与苏联两败俱伤，后者无力组建苏东阵营，等等。

　　弗格森、查姆利等英国历史学家展开的上述几类架空设计，被称为反事实历史。1990年以来，不光是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德国、法国等欧美国家的历史学界都卷入到“反事实历史”的讨论之中，人们热衷于讨论，如果希特勒1930年就已丧命，或是其掌权后的1939年遭刺杀身亡，是否就将避免犹太人被屠戮、二战爆发的历史？如果18世纪英国政府挫败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没有出现一个独立的美国，会否加速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当然也就避免了南北战争？如果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国，会否出现一个天主教英国？如果阿尔·戈尔在2000年的竞选中获胜，是否就意味着不会打响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成为胜利者，雨果在《悲惨世界》开篇中推测的那一幕会否变为现实？

　　相关“反事实历史”的讨论，还包括，如果清政府被太平天国起义推翻，或是亡于义和团运动，抑或清政府中的皇室亲贵镇压了武昌起义，会否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前景？如果林则徐当初不仅防御了英国舰队的袭击，而且打败了英国人，中国成为鸦片战争的胜者，能否扭转近代中国的屈辱？俄国要是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日本，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击退了挑衅的美国人，夏威夷王国继续保持独立而不是被美国吞并，布尔战争之中英国战败，如此种种的假想，让欧美历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兴奋不已，推出了一大批类似的研讨专著。

　　当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英国皇家钦定现代史讲席教授、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理查德·J·埃文斯梳理了自古至今，不同时期历史学家对已经发生的历史进行假设甚至架空实验的论述，指出这类论述并非毫无学术意义，而是促使不同立场的学者竭力发掘主流历史叙述背后的“黑天鹅”因素，即关键变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反事实历史”研讨很大程度上因为提供了足够的代入感，吸引了很多原本的门外汉，加入到历史研究之中。

　　“反事实历史”研讨，很难避免流于主观幻想，受到这样那样的质疑。理查德·J·埃文斯指出，历史研究需要避免让研究者滑入完美主义的空想，即因为将某些历史人物的品格、能力甚至运气完美主义化，认为其应当发挥出原本没有发挥的敏锐、聪明或者勇敢，从而逆转历史。

　　当计量经济学作为工具进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之后，美国的罗伯特·福格尔曾设立统计模型，估算如果19世纪美国没有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铁路系统，美国的经济发展会否出现与真实历史严重相悖的情况。福格尔的研究证明，铁路系统对于19世纪的美国十分重要，但并非不可或缺，在当时可以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航运、公路等交通系统也具有快速发展的潜力。这意味着，关键变量在已发生的历史之中，需要与其他变量共同作用，才能形成变化，如果仅有一项或少数几项变量发生改变，历史的不确定性会服从于确定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就曾指出，人类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对人类活动具有限制性影响。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不同于所谓的历史决定论，历史本身由诸多必要性和偶然性因素进行综合，不能否决人的作用、偶然因素，不能将所有历史进程和结果都解释为确凿无疑的。人们同样应该重视冲动行为、人为事故、意外错误等偶然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保罗·肯尼迪（著有《大国的兴衰》），还是法兰西斯·福山（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为历史事件寻求合理性解释，往往会陷入基于后见之明的决定论窠臼。

　　理查德·J·埃文斯指出，马克思早就强调过，人们无法拥有绝对自由去行使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生活和行为的条件并非他们自身的选择，而是受控于经济、权力政治、文化、社会、智力、地理等制约着人类意志起作用的因素。“反事实历史”讨论让人们开始重视偶然性因素，却不可避免回归对必然性因素的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