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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任璧莲携近作《叙事的变奏——论艺术、文化与互为依存的自我》参加访谈。图片来源：徐峰（音）
任璧莲（Gish Jen）的小说备受评论家赞誉，如《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inthe Promised Land）、《世界和城市》（World and Town）等。她善于叙写移民故事，探讨中美文化间的华裔身份认同。2012年，任璧莲赴哈佛大学开设讲座，其演说合集《叙事的变奏——论艺术、文化与互为依存的自我》（Tiger Writing:Art,Culture,a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业已出版。此次访谈，她将分享演说集中提及的身份问题。卡罗尔·伯恩斯（Carole Burns）（以下简称伯）：你曾说，写作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弄清“骨子里”的疑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困惑？
任璧莲（以下简称任）：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文学传统中，有一些我不熟悉的观念。不久前，我去参加一个东西方作家研讨会。有个年轻的中国作家说，她之所以从事创作，是因为不喜外出。她以为，写书能让她足不出户就挣到钱。在场其他人，包括我，都哈哈大笑。随后我转念一想：“中国人好像都有这么个观念。可在西方，没人会这么说。”
也就是那时候，我父亲写了本自传。我读了读，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一般人开篇都会写“我出生在哪年哪月”，他却直到第8页才交代自己的生辰八字，而且还写在括号里，挤在一堆要事中间。我挺惊讶的，这种写法与我平时见到的小说叙事太不一样了。
我向来觉得，西方叙事与我年少时熟识的叙事传统不尽相同（注：任璧莲生于纽约移民家庭，父母来自上海），再加上这两件事，就促成了这本书。
《叙事的变奏——论艺术、文化与互为依存的自我》 图片来源：哈佛大学出版社
伯：东方创作的内核是“互为依存”的自我，而西方创作则是“独立自主”的自我，这点你认同吗？任：这说法当然有些笼统。不过，书里我是花过心思的，既给出了普见，也照顾了特例。东西方存在着共同经验，但不代表差异全无。在西方，艺术应当表达自我，彰显自由，也就是艺术本体论。可这些理念在东方就行不通了，比如我书里那幅北宋年间范宽的山水画，就带着说教意味，重摹仿，表现的并不是画家自我。如今，全球化风生水起，不也是在艺术上检视自我，了解他人的好时机吗？
伯：文化差异引发的矛盾是你本书的重要主题。请问你是刻意去构建此类博弈的吗？
任：我完全是笔从文走。写这部书就像历险，途中我才意识到，自己不仅写出了脑中的思考，更写出了天生的体悟。以前我就没这么想过。其实，跟写小说是一回事，作家不常常是在无意间虚构出不少情节吗？
伯：你在书中写道，在多数中国人看来，“世间万物，甚至是文学，都得有所价值”。那你抱持着怎样的创作观呢？
任：我是“左右为难”啦。有的作品显然是为我自己写的，但我不会告诉你是哪几部。书中不少笑话呢，也只有自己能会心一笑，别人可抓不住（笑点）。
有人会说，小说创作是自私的。不少同辈作家或许会认同，我却觉得苦恼，写东西总得有些价值。倒不是说好为人师，毕竟小说一旦充斥着说教，便意义全无，也就谈不上价值了。可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推动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开放，增进彼此了解，鼓励人们勤于反省、乐于思考。这大概是我的“互为依存”倾向吧。
作者简介：卡罗尔·伯恩斯，编有《文字之外：作家访谈录》（Offthe Page:Writers Talk About Beginnings,Endings,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目前在卡迪夫城市大学（Cardiff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教授创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