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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的兴与衰:另一个视角看20世纪

来源:新华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王嫣 2016-05-08 1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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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评图书:

  书名:《情报的兴衰:一部国际安全史》

  作者:(美)迈克尔·华纳

  译者:黄日涵、邱培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2月

   文/郑渝川

  情报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秘密行动。我们这里所说的情报,指的是一个“主权实体针对其他主权实体进行秘密优势的制造、利用和保护的手段”。情报活动自古有之,《孙子兵法》中单列一篇《用间篇》,而在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情报、间谍也并不鲜见。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有悖于贵族精神、不符合军人最为推崇的堂堂之战的原则,却仍然因为其绝妙的效用而被普遍采纳。

  进入近代,借助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殖民浪潮,欧洲国家初步建立起了主导世界的体系,跨国军事直接交锋和政治博弈的频度增强,战争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杀戮机器的效能更高)。这些都增加了对国际、国家间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信息的需求。而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及和平抗议行动的普遍化,各国也逐渐完善警务体系,开始大量投入新型的信息装备来增强对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敌方行动、民间活动的监控。等到电报技术不断被完善及推广,针对这种新技术的监控、窃听也在同步推进,19世纪末,间谍、情报、谍战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大众舆论中的热门话题。

  一战爆发之前的近十年里,英国国内出版过多部以德国入侵英国的间谍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渲染间谍潜伏之深,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之大,非常有效的在英国国内培植出很强的仇视德国的民意情绪,两国后来滑入敌对阵营,鲁莽开战,不能不说与此前的间谍小说的炒作有着一定关系。而另一方面,间谍小说也提醒各国的执政者意识到,现代社会对于分工很细、链条很长的食品、电力、新闻、信贷、贸易等活动有着很深依赖,只要一个细小环节出现问题(特别是敌对方有意为之),就可以造成严重的不对称伤害——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向情报经营,不仅可以提高己方的防御防卫能力,而且还可能重创敌方。

  美国国防部历史学家、前中情局历史学家迈克尔·华纳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高校任教,是美国最为权威的情报历史研究专家。迈克尔·华纳所著的《情报的兴衰:一部国际安全史》回顾了过去一百年来世界情报战线上的历次重大事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报战,一直讲到近年来曝出的美国监控其他大国的斯诺登事件。这本书揭示了情报战、情报工作的本来面目,强调了情报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重要作用,但也提醒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过度依赖于秘密行动,让情报工作始终游离于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甚至知情之列,这项具有强劲威力的职能很可能会伤害国家利益。书作者也驳斥了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情报工作不再重要的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战场之外,各参战国之间的谍报战的激烈程度也丝毫不逊色。书作者也指出,战争初期,得益于有效的情报工作,才使得法国等协约国避免了过快被德军击溃的命运,为将战事拉入交错持续的对峙创造了基础。而这样的交错持续,被证明极不利于两线作战的德国,等到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之后,德国就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取胜可能。一战期间,德军不仅在陆路战场的攻击势头很猛,海上偷袭以及借助飞艇轰炸,也使得对方蒙受了很大损失。协约国的情报工作并非万能,很多时候甚至只能采集到错误信息,但基本上还是能够捕捉德国的主要军事情报,减少了己方损失。

  一战结束后,几乎所有参战国以及部分没有被卷入战争的国家,都在积极研发加密机器,以提高破解对手密码的能力,并加强己方电报密码管理水平。在缔结《华盛顿公约》的谈判中,英国就得益于高水平的密码破译团队,摸清了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谈判底牌,从而获得了远超预期的谈判成果。

  在情报经营领域,美国后来居上,这是因为一战后期,美国才加入战团,为了避免过大伤亡,有效的情报刺探显然就有助于达成这项目标。美国战时的情报机构在战后解散,却因为一部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美国黑室》迅速走红,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扩散情报常识的作用,这在之后的二战,将为美国情报工作带来大批的爱好者。二战时期,大量科技爱好者、情报(密码)研究专家加入到美国情报工作者行列,使得美国的情报刺探和分析水平始终领先于德日两国,情报在多起关键战事中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冷战时期,苏联的情报工作成效甚至比美国做得还要出色。苏共的前身从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变成有极高组织性和战斗性的革命组织,是沙皇俄国镇压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其实就代表着后来的苏共在当时已经拥有不亚于沙俄当局情报管理体系的情报机器。苏联在西方世界部署的情报网非常庞大,特工数量比英美总数还要多,而英美情报联盟则致力于技术革新和意识形态宣传。双方几乎就此打成平手。

  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的公众大多希望终结情报机关的特殊权力,尽管后者强调计算机犯罪、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的兴起,仍需要以既有的情报工作方式来予以应对。9·11之后,各国情报机关重新走向扩张,但这一过程却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斯诺登事件的曝出就凸显了缺乏监督的权力具有何等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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