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2016年增订版） 严耕望 著 2016年6月出版

　　“(钱)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唯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在《钱穆传》一文中，历史学家严耕望如此描述他的老师、天才史家钱穆先生晚年失明后的学术生活。此文已收录于世纪文景近期出版的《治史三书》增订版一书中。

　　今年恰值严耕望诞辰100周年，为纪念这位朴实的历史学家，世纪文景推出了《治史三书》增订版。该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以及《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等三部分构成。这三个部分原先都是“为后学现身说法的小书”：其中，《治史经验谈》出版于1981年，《治史答问》出版于1985年，《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出版于1992年；直至1998年，这三本“小书”才合并成《治史三书》。这几本书问世后，在中国大陆暨港澳台大受欢迎。

　　除了分享毕生治史心得，严耕望还通过《治史三书》回顾了包括梁启超、陈垣、陈寅恪、陈垣、钱穆、傅斯年等在内的几代大师的治学为人之道。

　　严耕望有一条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在他看来，要做好治学工作，必须要有淡泊自守的生活修养，否则就会为名利所役，难成大器。正因为如此，他对大师们的回忆与评述，也同时关注工作(治学)与生活两个层面，既包括大师本人的工作与生活，也包括他本人在这两个层面上与大师们的互动。这就使得他笔下的大师甚至学术圈有了浓厚的人情味，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下，这些人情味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忆及傅斯年时，严耕望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傅先生，他给我的印象，与外间所传的并不一样。一般都说傅先生脾气很大、很专制；我倒觉得他对人很温和、很随便，也不见得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是1945年的事。又如忆及陈垣、陈寅恪时，严耕望写道，就治学而言，这两位先生都是当代历史考证学的巨擘，但在立身处世方面，“我深爱寅恪先生纯净学术人的风格，而强毅独立，不为名位诱，不为威武屈”。

　　1990年8月30日，钱穆去世，享年95岁；当年9月6日，74岁的严耕望撰写万字长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纪念恩师；4年后又将《行谊述略》一文改写为2万字的《钱穆传》，刊于台湾“国史馆”编印的《国史拟传(第五辑)》(1995年6月刊)。本次《治史三书》增订版，特别增收了此文。(李福莹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