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本名龙长顺，1944年生，湖南邵东人，研究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创研室原主任，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荣誉主席。从1965年6月《论“早春二月”主题的积极意义》开始，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50年，在文艺理论、评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个方向上展开，论著17种。曾获国家大奖骏马奖，省社科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及其他奖多项。刘起林对其著作的评论《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入选《中国九五科学研究成果选·社会科学卷》。长吟先生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就此，我代表本刊编辑部采访了他。

　　记着：龙先生是2004年5月退休的。11年来，你公开出版了专著《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合著《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与谭伟平共同主编了《现代中国文学教程》；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小说评论》《创作与评论》等报刊上公开发表评论与研究的文章69篇，共计出版发表1282千字，平均每年近12万字的速度前行。退休后您为什么还坚持不懈地写作呢？

　　龙：从政策上讲，国家公职人员退休后都要彻底退位、退职，再不理事，谁都要遵照执行，这是大前提。但是，科学界、文艺界的退休者与政界有所不同，官员退下来就不再呆在政界做事了，胡锦涛“裸退”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政界人退休后大多转入了文学艺术界，作文、写书、练字、唱歌、绘画、雕刻。2015年省文艺界迎春座谈会上，宣传部文雄部长透露：湖南一些省领导，退休后大多准备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官员退下来还要进入文艺界，我本来在文艺界，为什么硬要退出文艺场域呢？文艺界专业人士与官员退休后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退休就是出局，专业人士还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继续劳作。

　　陆游诗云：“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尤力。”我们这一代专家、学者之所以像陆游，退而不休，还有个特殊原因：建国时开始读书，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这一代学者绝大多数出身寒微，缺乏家学渊源，没有童子功，没机会读硕攻博，甚至大学专科本科都没有念完，“先天”严重不足。20多岁以后本是做学问的黄金年龄，可惜正值文化大革命，遭遇了一个真正的文化荒漠期。加上前前后后频繁的政治运动，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帽子满天飞，导致“后天”营养不良。《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我们赖以自立的基本功。如不这样，就很难在高学历高职称的学界立稳脚跟。

　　记者：能否说说您退休后坚持写作的具体动力？

　　龙：学者做学问，犹如农夫种稻子，也有早、中、晚三季，我们这一代学者，早稻颗粒无收，中稻严重歉收，“堤内损失堤外补”，早、中稻的损失只好靠“晚稻”来弥补。本来，我们既不要科研成果评职称，也犯不着自己掏腰包发文章、出书。是生命就要燃烧，有能量就要释放，我们做事基于生命的本能，对专业难以割舍。年轻时做学问不但政治压力大，还要为柴米油盐担忧。1973年除夕，我上午看书，下午上街买盐，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好在每人供应了半斤盐肉，凑合着过了年。退休后，经济、精力、时间、都比退休前优裕，是做学问的第二个黄金年龄段，才退休不休息，退位不退场。我们这些人，一不要位置，二不要出差费，三不要办公费，完全意义上的义工。我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尊重。拙著《治守之道》登上2015年度湖南十大文艺优秀图书榜，衷心感谢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的主席们，感谢省书评会的评委们。此外还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已故的罗成琰先生。我曾与他交谈过退休不退场等问题，过年时，他特意送“长吟老师”一张贺年卡，自称“学生成琰”。 他这样做，与评论家协会、书评会的朋友一样，就是理解，就是尊重，就是胸怀，就是德性！

　　这方面省作协历届领导都做得好。本届党组决定给每位七十岁以上的文学老人出选集，已经给孙健忠、李慕贤、肖育轩等出了选本。省作协的莫傲副书记和王跃文主席，对我和其他退休作家的劳动曾给与过充分的理解和恰当的支持，令人难忘。

　　记者：您之所以写《治守之道》这本书，一是受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驱使，二是为当代官场文学定位，为官场小说家抱不平、争地位，三是专业性格的延续。这第三点，能否说得直白些，充分些？

　　龙：学者对自己的专业追求是执着的，不轻易放弃。我搞了大半辈子文学评论，《治守之道》是我评论风格的延续。一是作品本位。作家靠作品说话，评论一定要以作品为依据。认真阅读作品是评论的前提，离开作品的空谈或不着边际的发挥，骂倒一切的酷评或虚张声势的新名词轰炸，都不是正宗的文学评论。作品本位的文艺评论，不是没有理论，而是让理论之花随着作品的评判、分析、阐发而绽放出来。政治话语须化繁为简，几句口水话说清纷繁复杂的问题和深刻的道理；学术话语要变简为繁，围绕焦点，用带思辨色彩的语言说得头头是道；评论话语则介乎两者之间，用平白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将作家作品的特点、优劣、地位说透。《治守之道》无论总论与各论，都有比较浓重的学理性，注意语言的诗意。二是本土性。我写过很多省外和已故作家的评研文章，但主要关注湖南本土文学。纯粹关于湖南当代作家的有《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龙长吟卷》《芙蓉评林》《治守之道》三部专集，《湖南文学史.当代卷》《湖南新文学七十年》（合著），不少散布于各种文学史著中。对象单纯而集中，并不意味视野狭窄。我总是把本土作家摆进中国新文学史和全国文坛生态中，纵横比较、鉴别，突出特点与创新，评论力求正宗、准确、到位。雷达先生说：“我曾读过他关于《曾国藩》的一篇长文，写得扎实而饱满，比一般的研究者要深入得多。”（雷达：《芙蓉评林.湖南实力派作家检视.序》）三是同步性。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两张皮，粘不到一起，原因在于评论与创作脱节，评论过于持后。孙健忠、王跃文、蔡测海、向本贵、叶梦、肖仁福、贺晓彤、匡国泰、翁新华、张小牛等湖南名作家，他们的第一篇评论，都是尚未出名时由我撰写的。我一口气写了唐浩明六篇评论之前，只有北京一位评论家先我发表了两千字的短评。及时评论有影响的新人新作是硬功夫，需要历史眼光、全局眼光，有穿透力的眼光，看得准，才不会遭遇尴尬，没有后遗症。第七届丁玲文学评奖，一位有一定身份的作家的书，我坚持评二等奖。这个作家不服气，后来邀省内名家研讨他那书，唯独不请我参加，但研讨的结果无形中支持了我的结论，据说散会时礼品礼金都免了。《治守之道》代表的作品本位、本土性、同步性三大评论特色，是我一贯的追求，所以说它是我专业性格的延续。

　　记者：培根说：“狡诈者轻鄙学问，愚鲁者羡慕学问，唯聪明者善于运用学问。”您在积累和运用学问上有哪些体会？

　　龙：除前面说过的自强不息外，灵感与激情也很重要。巴甫洛夫说过，学问要求人们最大的紧张和最大的热情。刘起林说我的评论是“学术慧眼与人文热情的有机融合”。除却鼓励的成分，起林说得很对。“慧眼” 与聪慧、灵感相连，创作要灵感，做学问也要灵感。

　　记者：我也有同感。思索过程中偶尔的灵光一闪，其实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那人”的明亮现身。灵感怎样触发了您的学术研究？

　　龙：灵感一旦袭来，抓住不放，立即出手。1978年，我教毛泽东诗词课，《诗刊》刚好发表了毛主席的爱情诗《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我一下就兴奋了：当时学界老先生很多，我一个毛头小子功底相差太远，但大家都是同时看到这首词的，时间起点都一样！人年轻到底手脚快些，我立马写了《诗卷长留天地间——论毛泽东诗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贺新郎写作时间考》和正面阐释其思想艺术的三篇文章，前两篇一发表就被刚复刊的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由于我抓住灵感，行动迅速，1979年被邀请参编全国第一本毛泽东诗词研究著作，由此开始了长时间的文学史协作编著。

　　我退休后在怀化学院做现当代文学特聘教授。在我和谭伟平院长的共同带领下，与教研室同行一起，打通时代壁垒，两课合一，该课由校重点改革课提升为省重点改革课、省重点课程程，后又升为省重点学科。八年后又与谭伟平、肖百容、杨厚均、曾耀农、邓立平、王再兴、王雅平等同仁，编写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教程》。这是第一部真正打通现当代文学界限的全新的中国新文学史著，“20世纪文学”也匡范不了它，从架构到阐释都非常有创意。最初的创意也是一闪念的，与同仁们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时特别顺利。在怀院是我最快乐的八年，教学科研之余，周末与同行们打“卫生牌”，有一次居然连续“奋战”了26个小时。

　　我的“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研究”，也起源于灵感。沈从文《边城》的最大妙处，在于再现了翠翠这个乡村女孩从小到大、自然人性自然生长的详细过程。我从“翠翠的小女儿情态”“情窦初开的淡淡的慕男感”“不可名状的无爱的忧伤”“清晰的爱恋心理”“最后的通牒”“无望的等待”六个阶段，把一个钟天地之灵气，承日月之精华的天公造物，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精灵，徐徐推到读者的面前，沉入到读者的心底。当时我突然想到：如果从基本的人性出发阐释新文学中的女性，一改以往唯阶级论分析，中国新文学不真正回归到了“人学”？此念一出，现、当代文学中的莎菲女士、白毛女、李双双、胡玉英等一齐向我走来。通过一番梳理，我总结出了女性的十大人性特征——妙曼的形体、姣好的面容，柔弱，精神深处的“地母”根芽，爱情即生命，浪漫、对同类防范、嫉妒，生养性，最重情感又最实际，直觉与感觉系统最发达，爱说谎，赌注心理重且好吃零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选取60来个女性形象，分成感伤型、欲望型、贵族型等七大类型，予以系列的分析，写成了315千字的《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文学博士王再兴在《理论与创作》上发表长文，说它确实是“一本新意迭出的好书”。

　　记者：灵感毕竟属于感性思维，做学问主要运用理性思维。学者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地。学术高地是学术成就的标志，也是学术地位的决定性资本。您是怎么筑建自己的学术高地的？

　　龙：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恰恰是我的教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真正的学者总有一个自创的学术高地。但大学小，专业不稳定，工作变动多，专业定向难。我1973年由纯苗地区的中学调入民族地区专科学校——吉首大学，教学内容不稳定，毛泽东诗词，文选习作，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教过。我教哪门课就发表那方面的论文，成果零碎。但自始至终抓住一点不动摇：研究民族与文学的关系，这是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优势。经过23年的努力，1997年终于出版了一部28万多字的理论专著《民族文学学论纲》。这是我国当代第一部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著作，作家蔡测海说它“建构了一个新的文学学科，而且为民族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机制”（蔡测海《我看“民族文学学论纲”的价值》，三湘都市报1998，1，24）民族文学理论界的泰斗，时年82岁的马学良先生说：“龙长吟同志的《民族文学学论纲》正是这种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尝试。作者着眼于世界范围的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并从文学理论的普遍规律出发来探讨民族文学的共同规律，将会对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对推动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文学研究都会有积极的影响。”（马学良；《龙长吟民族文学学论纲.序》）马老的预言被一再证实。

　　我的这块台地，继续筑下去可望成为学术高地。但1991年我调入湖南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只好放弃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而专注于湖南本土文学研究，尽管这方面成果很多，但没有成为我的学术高地。学术高地有三个条件：独创，领军，高价值，我都没达到。

　　记者：长沙大学原校长李峻教授说“《治守之道》有点胆识”，他为什么这样说？您对文学评论说真话怎么看？

　　龙：文学评论当然要说真话。《治守之道》以湖南为基点，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当代官场文学著作，又因为实事求是地说了真话，今后凡研究官场文学，研究当代文学与政治之关系，都绕不过它，要提到它。所谓“有点胆识”，也就是敢说真话。做学问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要说真话。但是，凡与政治、与现实贴得很近的学术问题，完全说真话很难。《治守之道》中我也没把真话全说完。我们这一辈子面对共产党政权建设两大阶段：稳定、巩固政权阶段，整顿吏治、力求长治久安的阶段。由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的新政权诞生之初，百废待兴，政治惯性强，稳定与巩固政权，必然要求政治高度一统、思想高度一致，即便是小平同志掌舵，仍然强调“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这个阶段，特别看重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知识分子完全独立自主，学术自由，实在是一种奢侈。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了，共产党执政发展到了“整顿吏治、长治久安”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执政党需要人民监督，需要舆论监督，需要知识分子的批评与建议。这时的学者，应该讲真话，发自己的声音了。不讲真话就是失责、失职。这个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各级官员，不应该再沿用稳定、巩固政权时期的老一套，那样会适得其反，至少会碰到许多尴尬。我这本《治守之道》，适时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而敝帚自珍，也受到很多礼遇。湖南社科网全书连载，一年载完，《社科动态》杂志认定它是一本“以文化建设促进思想政治建设”的好书。82岁的老文艺理论家邓超高先生在《湘声报》发表《为官场文学定位》，指出这是《治守之道》的文学史价值。法学界经济法泰斗、80多岁的漆多俊先生从“宪政”的角度肯定拙著的思想成就，对官场文学趋势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青年文艺评论家、作家聂茂，中青年学者、湖南师大文学院院长岳凯华教授，青年法学家张德峰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治守之道》。一个学者、文化人，只要真正发出了自己的、正当的声音，一定会被理解、被尊重的。

　　记者：学术团队是学术创造的队伍，也是学术宣传队，有时还是拉拉队。这方面您有什么体验？

　　龙：歌德说过，“从古至今，从来不是时代而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在埋头于学问”。但是，在今天的媒体时代，有一支好团队，比单枪匹马容易出成绩、出影响。在当代文坛，我也曾几次创了“第一个”：第一个按年龄段划分作家群，召开“湖南六十年代生作家座谈会” （后来才有了“60后”“70后”“80后”“90后”等简捷的命名），第一个创立了民族文学理论新学科，第一个为当代官场文学定位，第一个发现、考证并阐释了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山作是陈渠珍的《艽野尘梦》，第一个提出孙健忠是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这些后来均被认可，但少有人知道我是始作俑者。有团队影响会大得多。话说回来，出身寒微、不在名校、上无名师、下无门徒、中少同道，孤军奋战，有此耕耘与收获，夫复何求？

　　记者：最后请教您，您是怎么看待大学问家与家学渊源、童子功的关系？

　　龙：我们这一代学者都只是小打小唱，真正的大学问家需要大气魄、大胸怀、大才智、大建树，这当然要家学渊源、有童子功、有定力，还要有重学问轻权力的社会氛围，因为爱学问的人一般也爱权势，易被诱惑。王船山4岁发蒙，7岁读完了十三经，14岁中秀才，除却十年抗清，毕生全力读书著述，当代有谁堪比？今后有家学渊源、童子功等基础条件，有名师名校等优越的学术背景，有不知政治、经济压力为何物的健康的学术人生的学者不少。设若整个社会不重学问，真正的大学问家也难集群式出现。

　　相关链接：龙长吟著作目录

　　（一）合著

　　《毛泽东诗词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中国当代文学教程》，1983年，湖南高专共用协作教材，与陈远征、王福湘、周琦新等人合作编著

　　《中国当代文学简明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国当代文学简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新中国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

　　《中国当代小说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湖南新文学七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与康咏秋、华济时三人编著

　　《湖南文学史.当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与胡良桂、刘起林三人编著

　　《20世纪中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现代中国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与谭伟平共同主编

　　（二）个人专著

　　《文海探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芙蓉评林：湖南实力派作家检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

　　《民族文学学论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龙长吟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两性对立的女人.中国新文学女性形象衍论》珠海出版社，2006年

　　《治守之道.湖南当代政坛文学典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记者简介：任国瑞，湖南省方志馆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文献与人物》编辑部主任，著名文化学家、诗人。著作10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