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请人作序，以为游扬，早见于左思《三都赋》。左以名不著，求序于皇甫谧，但也仅一序而已。后来之人，又有两序，至三序、四序而不止的。顾炎武极不以为然，其《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讥之，云“两序非体”。钱锺书先生的著作，皆是自序。

　　为人诗文集作序，不说诗文而说他事，则十之八九，是不赏其诗文。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第五八条云：“赏人诗文者，不赞其诗文而惟赞其书法，则诗文之不佳可知矣。”(《校辑近代诗话九种》234页)《镜花缘》第八十三回：“玉英道：‘……一人最喜奉承，凡事总要人赞好方才欢喜。这日请客做戏，偏偏戏甚平常，并无一人赞好。到晚戏散，与客闲谈道：“今日之戏如何？”客人只得勉强答道：“做的甚好。”此人又问道：“究竟那几出做的好？”客人见问，思忖多时道：“加官跳的好。”’众人不觉好笑。兰言道：‘这就如请教人看文，那人不赞文好，只说书法好，都是一个意思。’”据说，沈从文把文章给梁实秋看，梁看了后，大赞他的书法“娟秀”；———难怪后来沈对于梁，也没有好话了。

　　从前的老师，不得以自作文字教人。吕思勉《史学杂论》云：“旧时私塾，有例禁焉，曰：不可以塾师之文授学生。且丁宁曰：无论不佳，佳亦不可。”(《吕思勉诗文丛稿》372页)若是名士，则或者也可不拘，因为只要是名士，什么都可以干的。《吴宓自编年谱》109页记庞檗子事云：“宓在圣约翰之国文教师，为常熟庞树柏先生，字檗子，为南社诗人。规定讲古文，而先生多讲诗，且讲其自己所作之诗(写于黑板)《无题》二首(爱慕社友某女士)，末句为‘曾泛吴淞一棹轻’。……先生又自道其《吊吴禄贞将军》诗‘赋成鹦鹉羞黄祖，剩有头颅赠马童’，句中属对之巧。”

　　王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