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8月版

　　文/羽良

　　不久前去世的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消费社会理论：消费社会造成了一个虚假的观念，人们认为个人有大量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人们却陷入现实规定的限制中不能自拔。

　　波德里亚的这一理论，被深受他学说影响的好莱坞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现在应该是姐弟了）几乎原封不动的搬到了《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在《黑客帝国》第一部中，墨菲斯对尼奥的一段对白可以为证：“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这差不多是说，人们只是自以为可以进行难以计数的选择，但实际上，早在进行选择之前，人们已经被这些难以计数而且不断被繁衍创造的选择对象所奴役了。

　　这几乎是所有步入所谓“消费社会”的社会没法回避的根本困境。这一困境诱发了像波德里亚这样的学者探究“消费社会”本质的兴趣，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刚刚局部走出消费贫乏，步入消费加大丰富不久的社会，我们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后知后觉当是情有可原。庆幸的是，在中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了对“消费社会”的研究和批判，郑也夫先生于今年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下简称《后物欲》）便是其中一例。

　　尽管郑也夫并不太认同波德里亚晦涩的理论表达，而更青睐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但他还是在波德里亚的启发下，得出了“19世纪驯化出工人，20世纪驯化出消费者”的看法。在郑也夫看来，消费社会是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过程中，为满足人类自身的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发展出的必然产物。这三项需求按照郑先生通俗的表述，分别是：舒适、牛逼和刺激。

　　按照郑也夫的解释，舒适满足的是人类面对饥饿而渴求温饱的需要；牛逼则是人类作为动物进行性炫耀的本能；刺激，则是在温饱和随时随地的生存安全感得到解决之后，对随之而来的空虚和无聊的反应。人类社会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历史，在本质上便是围绕着这三项生理本能需求而展开的。

　　当人类的物质生产历史进入工业时代后，消费社会呈现出的绝大部分后现代问题便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为工业时代的特征：大规模、同质化、低成本的复制，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人类对舒适的需求。然而，随之而来的，出于炫耀心理的“牛逼需求”和温饱之后的存在主义困惑“找什么刺激”的问题却越来越显著的成为人类生活的焦虑。消费社会，本质上就成为通过不断扩大、不断翻新的消费，来满足人们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缓解对这二者的焦虑的手段。

　　但在郑先生看来，通过不断消费来解除焦虑的消费带给人类社会的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因为，只要本质还是在通过翻新产品来满足炫耀和寻求刺激的需求，那么人的自我实现就永远被一种往复不断的拜物循环所压抑。以至于对牛逼和刺激的焦虑在根本上是无从解决的。这与墨菲斯所说的“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的“头脑监狱”，与波德里亚所说的“消费社会的虚假观念”，如出一辙。

　　独辟蹊径的是，郑也夫认为“游戏”可以代替“无休止的过度消费”来满足人们在获得舒适后对牛逼和刺激的需求。因为“游戏”是一个过程，它没有打算逃离人类社会的生产和进步，但却解除了靠“消费物质”来满足牛逼和刺激需求时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压抑。让人在“游戏”中实现自我，也在“游戏”中实现社会，更在“游戏”中解除根本需求的焦虑。这的确是郑也夫先生在《后物欲》一书中的极大创见。

　　不过，也许郑先生过分关注了“消费社会”消极的一面，却可能有意无意间略过了“消费”本身更为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民众惯于将选择权交给权威的国家。

　　比如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便可一窥“消费”的积极一面。曾几何时，流行音乐对中国人而言就是八出革命样板戏。而文革之后，李谷一受到批判的《乡恋》，邓丽君《小城故事》的靡靡之音，乃至张明敏当年极为流行化的《我的中国心》，在丰富中国人对流行音乐的消费品同时，更是启发了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力。可以说，正是基于娱乐消费的流行音乐，伴随着政治领域的真理大讨论，在八十年代初期荡涤了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极权意识形态残余。而且，仅仅十年时间，中国人的娱乐消费就从李谷一和邓丽君式的传统美声唱法，亟不可待的升级到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乐。

　　当崔健将裤脚卷的一高一低，在工人体育场以近似于狂吼的方式演唱《一无所有》的时候，亿万中国人心地积压已久的渴求自由的情绪，也在刹那间以娱乐消费的方式释放出来。到了1989年，当全世界的记者跑到北京意欲采访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新闻时，却惊愕的收获了天安门广场上更大的新闻。而任何历史研究者，都不会放过这条新闻中的一个细节：广场上四处飘荡的候建德和罗大佑的歌曲。对流行音乐的娱乐消费，成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中无可忽视的一部分。

　　又过了16年，中国人在似乎毫无新意的消费者各式各样流行音乐的时候，突然被“超级女声”短信投票这样一种全新的娱乐消费方式所大面积感染。以至于一夜之间，在这么一个缺乏结社和选举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因为疯狂的超女消费而成立了无数的“玉米俱乐部”“凉粉俱乐部”，为了“超女”，一贯被视为缺乏民主教育的中国人好像无师自通的理解了投票的权利和花样繁多的投票策略，甚至有人喊出了“老子这辈子投不出一个国家主席，但一定要投出一个女娃子”的豪言壮语。一场轰轰烈烈的市民文化运动，以消费的名义，颠覆着看似强大无比的威权统治。

　　可以说，消费见证了中国人自主意识的逐步唤醒。从消费流行音乐去争取完整的政治权利，到消费住房去争取完整的财产权利，再到消费麦当劳去拓展沟通空间。在不经意间，消费与中国社会的巨变已经牢牢的捆绑在一起。笔者并非借此否定郑也夫先生对“消费社会”批判意见，上述对消费积极意义的说明也只是想补充一下郑先生的结论。因为笔者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诸多方面还处在前现代的国家里，消费社会应对的未必只是空虚和无聊，因为我们离后现代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