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故事》，赵珩著，中华书局出版

　　郭华锐

　　“掌故”二字，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分量，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所谓的掌故，往往以笔记为载体。历史上的“笔记”，往往区别于经学家或史学家的正统笔锋。“笔记”二字的另一层意思，便是随性。兴之所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便是笔记有别于正史的地方。也正因如此，现在不少史学家或文学家往往都不把笔记当成信史。所以，笔记自民国以来，已经渐渐被人们所忽视。

　　根据《故人故事》可以知道，在民国时代以笔记为主的掌故学，在当时可谓是一门显学。何以见得呢？梁启超当初编订高等教育学科的时候，曾把大学的学科分为专门学和普通学。所谓的专门学，即以精通为主的专业学术；而普通学则较为通俗，掌故学即是普通学中的一种。民国的大学中，掌故学是必修课。过不了这门课，就无法毕业。不得不说，梁启超对于学科的分类颇有深意。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上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结构。顶端的，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虽不可少，也至关重要，但以其为工作的往往只是少数人；而最低端的，对大众影响最直接也最深刻，这就是梁启超划定普通学的依据。失去普通学的大众基础，专门学也无从谈起了。

　　如今，很多人在学术上一门心思求精求高深，却偏离大众越来越远。这也导致了在民国本是显学的掌故学，反倒乏人问津。有感于此，这本《故人故事》有振聋发聩之感。确实，和专门学术相比，掌故学一来难以有信史的权威，二来也带有道听途说的嫌疑。但掌故学对于大众的启发，却有着专门学术难以企及的优点。一方面，较为通俗，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并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掌故学大多为私人笔记或故物，随性之余，也多带着作者个人的情绪，读起来更为生动有趣。

　　失之信史，但得之通俗，这也是梁启超重视掌故学的原因。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的研究成果；但要启发民智，陶冶人们的情操，这重责大任更多地必须由掌故学这一类的普通学科来完成。各司其事，这也是梁启超将学科分为专门和普通的原因。可如今，我们是很难体会到梁启超的苦心了。赵珩不无惋惜地提到，近年来的掌故学愈发没落，甚至鲜有出彩之作。《故人故事》正是因此应运而生，为的就是唤起人们对掌故学这一类通俗学科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