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悦

　　“掌故”二字，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分量，却往往容易被人忽略。

　　所谓的掌故，往往以笔记为载体。历史上的“笔记”，往往是区别于经学家或史学家的正统笔锋而言。“笔记”二字的另一层意思，便是随性。兴之所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笔记有别于正史的地方。

　　也正因如此，现在不少史学家或文学家，往往都不把笔记当成信史。一来是其过于随性，二来既然是个人心绪的抒发，难免带着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失之偏颇在所难免。所以，笔记自从民国以来，渐渐被人们所忽视。

　　可其实，根据赵珩的《故人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民国时代，以笔记为主的掌故学，其实在当时可谓是一门显学。

　　何以见得呢？梁启超当初编订高等教育学科的时候，曾把大学的学科分为专门学和普通学。所谓的专门学，即以精通为主的专业学术；而普通学则较为通俗，掌故学即是普通学中的一种。民国的大学中，掌故学是必修课。不过这门课，就无法毕业。

　　不得不说，梁启超对于学科的分类，颇有深意。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堪称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结构。最顶端的，是专门的学术研究，虽不可少，也至关重要，但以其为工作的往往只是一小撮人；而最低端的，对大众影响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就是梁启超划定普通学的依据。失去普通学的大众基础，专门学也无从谈起了。

　　反观如今，很多人在学术上一门心思求精求高深，却偏离大众越来越远。这也导致在民国本是显学的掌故学，如今反倒乏人问津。赵珩的这本《故人故事》正是有感于此，才有此振聋发聩之举。确实，和专门学术相比，掌故学难以有信史的权威，也带有道听途说的嫌疑。但同时，掌故学对于大众的启发，却有着专门学术难以企及的优点。掌故学较为通俗，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并津津乐道，同时掌故学大多为私人笔记或故物，随性之余，也多带着作者个人的情绪，读起来更为生动有趣。

　　失之信史，得之通俗，这是梁启超重视掌故学的原因。一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的研究成果；但同时，要启发民智，陶冶人民的情操，这重责大任更多地须由掌故学这一类的普通学科来完成。各司其事，这也是梁启超将学科分为专门和普通的原因。

　　如今人们很难体会到梁启超的苦心。赵珩不无惋惜地提到，近年来掌故学愈发没落，甚至鲜有出彩之作。他的《故人故事》正是因此应运而生，为的就是唤起人们对掌故学这一类的通俗学科，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故人故事》 赵珩 著 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