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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译研究》:傅雷的翻译世界及其启示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韩继坤 编辑:王嫣 2016-10-20 10: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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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翻译研究

《傅雷翻译研究》 许钧 宋学智 胡安江 著 译林出版社 2016.8

  时光荏苒,傅雷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未能改变的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今天依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他所写就的家书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仍为读者所喜爱,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其翻译生涯中,傅雷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译作,如《名人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至今它们仍然是众多读者的首选译本。以这些译作与其翻译观为主体,傅雷构建起一个宏大的翻译世界。这个世界也成为研究者持续探索的对象,角度各有不同的相关著作屡见,而许钧、宋学智和胡安江近著《傅雷翻译研究》无疑把对这个世界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傅雷在弱冠之年远渡重洋,前往法国留学。在法期间,傅雷以艺术为其学业方向,意图用西方的艺术来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促成整个国家的新生。然而归国之后,由于性格刚直,面对社会的“阴霾”不肯妥协,他最终选择闭门译书,由此开始了贯穿其一生的翻译事业。在之后的三十余年中,虽经世事变化,傅雷始终有自己秉持的原则,那就是翻译要与时代相合,发挥推动社会前进之作用。

  1934年,傅雷致信罗曼·罗兰,谈及自己翻译其《名人传》的想法。在当时中国动荡的背景下,他认为民众“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亟待拯救,而贝多芬“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弥盖朗琪罗“意志与才力不称”之悲剧,托尔斯泰之“不抵抗主义”,均可引发民众之深思与自省,获取“莫大启示”。稍后,1936年至1941年,傅雷又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其间,中国的形势丝毫不见好转,反而因日本的侵略而陷入更大的困境。面对如此国情,傅雷选译此书,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在该书“译者献辞”中,他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而在第二卷的“译者弁言”中,他对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作了深入剖析,认为这一人物拥有质朴的精神和英雄的意志,其成长经历了自强不息、不断奋斗的过程,他“应当是人类以更大的苦难、更深的磨炼去追求的典型”。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对于身处苦难之中的国人而言是莫大的激励,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同样,在翻译其他作品,包括解放之后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和政论性文章时,傅雷的目光都并非仅投放在单纯的文本之上,而是看到时代的需要。可以说,“傅雷的翻译选择,始终与其怀抱的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紧密相连”。

  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傅雷的立场仍然是我们要坚持的。当下,为满足新时代中新的读者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翻译很繁荣,佳作也颇多。但不容忽视的是,其中也混杂了一些恐怕不那么有价值的作品。究其原因,在于引进时过于考虑迎合部分读者的需求,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傅雷的译作跨越八十年的时间,今天仍受热捧,傅雷作为译者赋予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新语言形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新语言形式里面体现了傅雷那博大精深的翻译观。

  1951年,在《〈高老头〉重译本序》开篇,傅雷写道:“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之所以提出这一“神似论”,是因为他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实在是认识到了骨子里:两国文字在各个方面有着太大的距离,翻译“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而无法使其消失。傅雷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傅雷翻译研究》里对《都尔的本堂神甫》中对话的翻译的研究,明确无误说明了这一点。作者找出了傅雷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的初稿、二稿和定稿,通过比较发现,在有些对话上,傅雷前后做出了不少改动,从而使对话更贴合说话者的性格及对话发生的语境,同时更像真实的中文日常话语。这里面,傅雷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原文文字层面的限制,而抓住了背后的神韵,也使译文更为中文读者所接受。这一“神似论”与中国传统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傅雷身为一位翻译家所具有的广博艺术素养。

  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谈到,从文学的类别和派别两个方面而言,译者都应该认清自己的界限,这个界限包括了能力、适应力、热爱程度等多种因素。只有具备了这种自我认识,才能发挥自己所长,将一部作品恰如其分地翻译过来;否则,不会作诗的人强要译诗,“弄得不仅诗意全无,连散文都不像”,这样的局面,想必诗人、译者和读者都不愿看到。

  三十多年中,傅雷翻译了数十部外国文学作品。在这数以百万计的文字里面,要以一个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句子作为代表,那一句“江声浩荡”无疑会回响在很多人的耳边。“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傅雷以这九个字来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河小说”的第一句话,引出后面百万余言,可以说恰到好处。正如有人所言,“这四个字有一种气势,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书中的气势相吻合”。原文同样的一句话,在他人的译本中有不同的表达,其所形成的效果或许可以说各有特色,但若以简洁有力、与原作精神相契合而言,则傅雷的这九个字更胜一筹。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俯视整部作品,仔细体察,便会发现,罗曼·罗兰的这个句子并非独立的,而是在全书的尾声,以同样的句子作为回应,让两处“江声”相激荡,造成更为宏大的气势。这样一种跨越百万言的前后呼应,被有的译者忽视了,却没有逃过傅雷的眼睛。他以与开头同样的译文,再现了作者的意图。见微知著,傅雷“是基于其自身对原作的整体理解与把握,基于对原作者意图和本文意图的辩证关系与内在联系的领悟,达成了译者与原作者视野与思想的沟通和融合”。这是一种站在作品整体高度、通观全局的翻译视野。

  如前文所言,造就傅雷翻译事业高度的有他的家国情怀、赤子真情、艺术素养、自我认识,以及不懈追求文字极致境界的精神;这一个个高度相叠,共同形成了今天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有这样的高山在前,让我们得以攀登其上,欣赏更为辽阔的风景;也启迪后人,让我们塑造更好的翻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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