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出版早已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顽疾。它包含了多种含义，有人曾把出版分为原创、引进和整合三种形式。其中，原创和引进在规模和数量上受限，整合反倒成为出版行业较为重要的一种形式。需要明确的是，在此讨论的版权作品重复出版现象，并不是对原有出版资源的二次整合或推陈出新，而是在拥有作者作品的非专有出版权的前提下，对同一作者的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于2001年《著作权法》修改之后，且在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领域尤为明显。

　　版权作品重复出版严重，文学、少儿类尤甚

　　据2013-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显示，近几年重复出版图书涉及的七个门类中，文学类重复出版图书占比高达80.40%。相对于专业类与教育类图书，文学作品具有较强的传播率，有些出版社简单地将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改头换面，或通过作品集、珍藏集、精装文集等不同形式选编作品进行出版。记者在开卷数据查询系统上输入“王小波”，显示相关图书数量是329种，从2013年1月-2016年9月，平均每年都有30部左右王小波的作品出版，其中，“时代三部曲”在2013年2月和6月就出版了两次。作为一个著作权仍在保护期内的作家，王小波的所有作品集结起来总共也就十多部，重复出版数量可见一斑。

　　相对于数量庞大的作品出版量，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的市场反响也有较大差距。有的出版社编辑策划和营销推广能力较强，能够利用恰当的时间节点拉动销售，比如在2012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时，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均推出了“王小波精品作品集”，销量都冲进了王小波作品销售榜的前三甲。

　　开卷数据显示，王小波的相关图书数量为329种，平均每年都有30部左右的王小波作品出版，文学作品的重复出版程度可见一斑

　　出版物的重复出版不仅热在作者逝世纪念日上，也热在各种奖项上。比如，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都会引发一波重复出版大潮。2012年莫言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使得一大波读者对其作品趋之若鹜。据不完全统计，自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仅2012年国内出版市场的莫言作品就多达十几种体裁、几十个版本。此后，原本拥有莫言部分作品版权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都陷入了版权之争。

　　作为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作品的出版数量高达1012种，但位居销量榜首的版本是1998年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之作《草房子》。版权作品的重复出版现象无法杜绝，但作品最终要接受出版市场的检验。

　　少儿出版炙手可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少儿社或图书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少儿类版权作品的重复出版现象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少儿图书市场空间大、利润高，甚至有人误以为少儿读物的出版门槛低。除了曹文轩、沈石溪、杨红樱、伍美珍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之外，一些诸如《花季雨季故事》《花季心事》《花季烦恼》《赠给花季的少男少女》等跟风出版更是拉低了整个少儿图书市场水平。

　　无论是文学作品重复出版的泛滥，还是少儿出版的良莠不齐，除了出版社之间的正当竞争所导致的重复出版外，以下几方面的重复出版现象应该坚决杜绝：一是将课外读物混为教材；二是出版未获得作者授权的内容，甚至胡乱署名；三是在签订版权合同的前提下，作家原作品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重复出版乱象，出版社与作者谁之过？

　　其实，大部分在不违背双方版权合同前提下的重复出版，都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全球范围来看，非专有出版权的出现，是由于作者对出版社缺乏信任，且作家处于强势地位，进而出现了一部作品同时授权给多家出版社的情况。那么，对于作者和出版社来说，造成重复出版的最要原因和影响是什么？

　　首先，国内出版的原创能力较弱。这里的“原创”不仅指作者的原版作品，也指对在版作品的二次创作能力，出版社无论是主题策划还是封面、配图等细节设计，都缺乏新意也缺乏自己出版社对作品风格的解读。在西方国家，如《一千零一夜》《普希金童话》等畅销作品，在多次引进出版之后依然很受欢迎，原因就在于那些“重复出版”的出版社对图书做了精心策划，配上了符合本民族阅读习惯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插画，所以市场反响很好，读者也乐于接受。

　　第二，国内的版权合同授权时间较短。2001年最新《著作权法》颁布之后，有了专有出版权和非专有出版权之分，并将图书出版权从以前的10年变更为3年或5年，甚至还有签订一年合同的情况。对于出版社来说，打磨一部作品的周期更短，图书进入市场后还未被读者所熟知版权就已经到期，而后转入其他出版社，落得“为他人做嫁衣”的下场。

　　第三，作者与出版社未形成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作家将版权同时授予多家出版社本无可厚非，但同一作品授予不同出版社大多为了自身利益。而相应地，对于经常更换出版社且授权泛滥的作家，出版社也不会尽心投入。面对这个问题，当前出版界尤其是少儿出版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围绕某一作家进行版权开发和管理的作家工作室，作家和出版社“联姻”，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图书出版产业链上作家资源、出版资源和营销资源，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作家写作的后顾之忧和出版社的品牌之虑，这种“联姻”会对当前一些选题重复、粗制滥造、版权紊乱等出版乱象起到良好的规范作用。

　　第四，重复出版带有“中国式”标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国内的大部分出版社在转企改制之后，为了达到经济效益考核指标，追求市场效率，不得不争取非专有出版权；另一方面，作家也抓住了出版社的优质原创内容极度匮乏的特点，借机“圈钱”。但也不排除有的作者碍于与出版社的情面，授予版权的情况。

　　创新求变，重复出版亦能焕发生机

　　重复出版涉及到版权机制建设，也包含了作家和出版社各方利益的权衡，甚至整个图书市场的运行规律。较实际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适当重复出版中创新求变，让“旧作品”焕发新生机。

　　今年正值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都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了把经典作品做出新意，出版社纷纷在翻译、出版形式等方面狠下功夫，外研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原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修订版本。而海豚出版社的《莎士比亚悲剧六种》则选用了1881年伦敦版《莎士比亚全集》经典插图，同时附录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的影印版，并将莎翁的剧照做立体化处理，做成浮雕封面吸引读者。

　　今年正值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都出版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外研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还原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修订版本

　　同样的，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不久前再次丰富了《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于2016年4月改版上市。10年前，《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收录了100年来四代作家的作品，让百年经典文学在当下儿童阅读中重现光辉，并成为了这十年内奠定长江少儿社儿童文学出版重镇地位的大书系。

　　有趣的是，今年不是汪曾祺诞辰100年，不是逝世20周年，也没有专门开展号召文化界学习、品读汪曾祺的活动，但图书市场却掀起了一阵“汪曾祺热”。今年以来，包括上海三联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在内出版的汪曾祺著作和研究专著就有50种以上，著名评论家、作家王干新表示：“汪曾祺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热，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望和缅怀，这样的重复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民阅读，使更多人爱上阅读。

　　除了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传承、推广角度出发的出版物一改重复出版的生态之外，作者和出版社作为优秀文化的缔造者，应该肩负起文化传承的重责，不能以资本运作和市场规律为借口。“内容为王”是出版的立身之本，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用高规格高品质要求自己，寻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方能让出版业焕发新活力。余若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