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宗街上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故址标志，就像一册永远在阳光下打开的书页。

　　文/任大猛 图/徐晖铭

　　近代以来，在全国领风气之先、蓬勃向上的长沙城，是全中国读书风气最浓厚的城市之一，其流风余韵，至今仍贯注在我们城市之中，并时刻蓄积城市文化复兴的力量。上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奇怪地发现”，“长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就是一般拉车的劳工也能读书看报；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有长沙最有名的书市，大大小小书店，综计数百家，既有专卖旧书的街市，新书店也在这座城市不断涌现。长沙城内新旧书籍与新旧思潮混搭在一起，这座城市既新潮又传统，大批爱书的人在新旧书之间痴迷陶醉，成为这座南方城市最奇特也最具魅力的文化风景。在今天的长沙，实体书店再现复苏振兴之势，品质悦读已成长沙人优质生活的新追求。

　　且让我们在自己城市的历史间溯洄游之，看看长沙这座古老而新潮的城市充溢书香时的美妙文化风景。知今鉴古，我们对未来长沙书香城市的建设，充满信心——

　　晚清长沙书店高潮兴起背后，是湘军将领大兴刻书印书

　　长沙“有书可对”（历史文献记载）、名字流传后世的最早一家书店，是乾隆年间兴办的“二酉堂”书店。不过真正值得一提的长沙书店盛事，却直到湘军东征、湖南人雄起中国近代史文化版图的时刻才到来。

　　此际湖南文风大盛，在省会长沙，书店大批涌现。仅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长沙城内既刻书又卖书的大书店就达14家，小书店不计其数。

　　借着湘军崛起的历史潮流，湖南从烽火遍地的江浙读书之地运回大量书籍；受曾国藩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的影响，湘军将领解甲归田后，纷纷效法曾侯，长沙城内刻书印书风气大盛，仅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家官书局，从湘军东征获胜到1911年辛亥革命，不到50年时间，即刊刻印行雕版书籍计150余种。曾国藩、李星沅、郭嵩焘、李元度、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等大批湘籍名人著述，都在这三家书局刊刻印行面世。长沙黎家坡遐龄庵传忠书局刊刻的《曾文正公全集》（180卷），经长沙向全国各书店发行，影响了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上世纪80年代，《曾国藩教子书》等经岳麓书社钟叔河先生再度刊行，仍然脍炙人口，盛传大江南北。

　　晚清时期长沙城内书店业极度繁盛，影响全国，其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长沙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出版中心，湖湘文化原创实力逐步领先全国。

　　1898年前后，湖南维新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省会长沙新书与旧书刊刻印刷再现新高潮。湖南官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三家官书局及王先谦、叶德辉、王闿运等私人在长沙也不断用雕版印刷经史子集及各类“旧书”，而新兴的《湘报》馆、学战公司、新学书局则奋力刊印发行“新学”书刊。长沙城内出现大批“新书店”，它们与旧书店争锋，“新旧”书业同时呈现繁荣盛况。

　　此时的湖南省城长沙，在外国人眼中，既是最顽固保守的“铁门之城”，同时也成为“敢为人先”的新潮之城，两者相互矛盾，激烈斗争，合理存在。长沙旧书店坚守它在书业市场的大半江山。这与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监督古籍刻板时相当认真密切相关。王先谦撰成《后汉书集解》脱稿后，请来会写宋体字的书手三四人在家写版，他亲自校对，再请精通文字的人来检查，确认并无讹误才开印。质量决定了湖湘旧书在市场上的广泛流传。辛亥革命后，机器印刷想用轰隆隆前行的脚步彻底取代雕版印刷，但直到抗战爆发前，雕版书的翻印，仍存在并流行长沙书市，同时长沙旧藏书家亦多。为搜求精版旧书古籍，北京、上海等文化、经济发达城市著名书商在长沙专设营业点搜求长沙古籍，再将其运往发达都市销售。

　　长沙启蒙类新书店及新书报发行在晚清湖南维新变法时期即已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就像今天的书店一样，教材、教辅材料，在晚清民国时期，已成为一些新书店的主营利增长点。

　　爱读书的毛泽东在潮宗街开办“新书店”文化书社

　　青年时期生活在长沙的毛泽东，与“书”的密切关系，无庸我们多言。毛泽东在长沙定王台的图书馆猛读新书，他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此时毛泽东所读的是“新书”。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因受国文教师袁仲谦“袁大胡子”嘲弄，毛泽东跑到长沙玉泉街书市买回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逐字校勘，改正讹误，背诵阅读，此时毛泽东读的是“旧书”。伟人在长沙与书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

　　人们尚不熟知的是，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在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校内）创办文化书社，文化书社在当时是一家“新书店”。这家“新书店”主要由毛泽东本人提起并筹办。毛泽东借鉴自己从北京、上海逛书店时带回的发达城市办书店的先进经验，认为当前的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最大的急务。为解决经费问题和扩大社会影响力，毛泽东主动联络在驱除张敬尧运动时结识的代表、进步人士及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知名人士，如当时周南女中、湖南一师、湘雅医学校等校校长，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出资捐助，共同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书社在创办初期提出“同志共同组织”，“投资永不收回，亦不分红取息，永为投资人所共有，不是一个谋利之所，而是一个纯粹为公众服务的文化宣传机构”。第一次议事会后，毛泽东出任文化书社“特别交涉员”。文化书社以销售新书为主，兼销杂志和报纸。文化书社本身又为“推动地方党和团最初的建立工作作出了贡献”（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

　　文化书社的开办，获得了湖南要求进步者的极大欢迎，书店营业也获得极大发展。于是书社迁往离长沙书市中心南阳街、府正街更近的贡院西街（今中山西路）王洵美南货号（曾为长沙市糕点厂）隔壁，由此招来更多顾客，因书社面积太小，书店内拥挤不堪，只得再次迁往水风井口（即原长沙市古旧书店处），直到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才被迫关门。

　　据记载，毛泽东经营文化书社时，善于与全国各知名书店联络，为湖南书界提供了大批优质书籍。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表现出善于理财的特点。在文化书社开办之初，书社内账目不清。毛泽东便与大家坐在一起清理账目，当时毛泽东打算盘打得十分顺溜，引得文化书社店员惊奇。

　　广益书店“标点书”大开书店业新风

　　创办广益书店的任邦柱先生却似乎不善理财。上世纪30年代长沙广益校长任邦柱忽然去世，他在府正街创办的广益书店也因此损失一千多元，原因是批零兼营的广益书店与零售书店间存在赊货关系。任邦柱去世后，这笔钱因账目不清无法收回。此后，广益书店特别制定一项制度：“上期欠账不结清，下期便不发货”，这算是汲取了教训。

　　不过任邦柱经营广益书店却开了长沙书业“标点书”的风气。在任邦柱先生经营广益书店前，长沙大多数书店，无论旧书还是新书，极少有标点书。任邦柱创办广益书店后却大力推行标点书。当时用栗色纸做封面的大达出版社的标点书籍即堆满广益书店书台。不少读者为图阅读方便和书价便宜，常跑到广益书店购书。上世纪30年代，广益书店成为府正街书市最热闹的门店之一。当时长沙舆论普遍认为任邦柱经营的广益书店“于文化的传播 ，厥功不小”，广益书店虽非长沙最赚钱的书店，但它广泛惠及长沙城内读书人，尤其能使一般识字者也能断句，深入阅读。

　　教材教辅大热，上海名书店猛抢长沙生意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传播新思想的“新书”发行相对于文言“旧书”出版已取得极大优势。此时，又一阵新狂飙从天而落。黎锦熙、杨昌济、刘宗向、徐特立等名教师齐聚浏阳门内定王台下李氏芋园，大办宏文编译社，自办印刷厂，从事教材教辅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长沙书业一改旧观，名校名师编印的教材教辅大受欢迎，宁乡人吴起鹤开办的湘芬书店销售杨少岩等名师编著的《初中代数》等书，广为长沙名校采用。

　　但上海大书店不但资本雄厚，且名声响亮，进入长沙后仅用数年时间几乎垄断长沙教材教辅市场，成为这些书店营利的重要增长点。

　　1898年（戊戌变法那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早来长沙开设经销教科书参考书为主业的分馆，书店始设繁华的道门口，后迁南门口，接着一口气在今黄兴南路建起两处三层楼门面，所出教材从儿童读本到大学各科教科书，无一不备，长沙各中学采用的理数教材，多用商务版。其辞书《辞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也大受欢迎。1912年中华书局在长沙开设分店，以高中、初中史地教材最畅销，又出有《辞海》与商务《辞源》相抗衡，刊印的《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也颇有市场。1922年和1931年，上海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也分别在长沙开设分店，世界书局的初中英语教材、开明书店的国文教材进入不少湖南学校。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创办的正中书局则以政府指定的《公民读本》据有垄断地位。

　　黄泥街书市，四大书市之首的盛大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市民购买精神读物主要在新华书店。1983年元旦，又一个新春来临的时节，《长沙晚报》副刊上刊登了著名诗人未央写的一篇散文《长沙，我看到了你的欢乐面容》。未央写道：“修整一新的五一路新华书店成了人们获取知识的宝库，我在大厅观望，无法挤到书架旁边。我为实行开架售书而高兴。看吧，翻一翻吧。买不买没关系，只要注意别把书弄脏了。买吧，学习吧，在这些年轻人里面，难道就没有未来的鲁迅、郭沫若，没有未来的华罗庚、李四光？”

　　就在1983年，黄泥街开始出现一两家以经营报刊为主的民营书店。随即不到五年时间，黄泥街上遍布书店，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泥街书市，已迅速发展到文运街、长治路、府后街、南阳街等数条街道，最鼎盛时期书店上千家，成为全国四大书市之首。 1997年11月7日，黄泥街书市整体搬迁到定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