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生。

　　他下巴有一撮小胡子，大眼镜后的那双小眼睛，漫不经心地看你一眼，几乎不带任何情绪，这是第一次见到袁复生给的距离感。

　　百度他的名字，在不同年份下，会出现不同的身份标签：主编、书评人、策展人，执行总裁。这已经昭示了近几年他最大的转折，从“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到前往文化商圈。问，“会不会觉得降低了格调?”答：“不过为了谋生。”

　　再查查他的履历，物理起点是：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黄桥镇安乐村二组。现在的坐标是：上海长宁区的某栋写字楼。地理距离相差1300公里。人生的距离是一个农村少年走到一线城市的34年攀援之路。

　　身处一线城市，他自我定位为“外省青年”，并在此时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收录了2004年至2016年的零碎篇章和对话，希冀展示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年轮，他说，“我的目标受众是：与我有相似经历，行走江湖，初心还在的人。”

　　一个农村少年的“幸运”

　　因为长沙和上海的距离，采访的方式是电话。

　　周四上午10点半，电话里传来他似未睡醒的嗓音和咳嗽声，“感冒了，不好意思。”他致歉。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分为三个部分，知名专栏作家“十年砍柴”直言不讳地说，“我更喜欢第一部分，‘故乡·洞口记梦’，窃以为如果整本书都是写洞口这个湘中美丽山区县的风物人情，写作者在故乡的村落和小镇所经历的那些人与事，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提升许多。”

　　采访的话题也自然从故乡说起，那是邵阳一个一千多人的村庄，名为安乐村，普通而平静，1982年，袁复生就出生在这里。

　　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是，父母皆务农，不同的是，父亲袁立来还有一个身份是邵阳楹联协会会员，“他喜欢古典文化，喜欢研究音韵、对仗、格律，”袁复生说，“小时候，我就看见父亲跟协会的会员们一起讨论聚会，还定了一份古典诗词杂志，名叫《双清》。偶尔还能读读泛黄的《文史知识》，看看里面《黥面天子——郭威》这样的故事，甚至多年之后还记得里面对古典词汇‘清空’的讨论文章，一切因陋就简，似懂非懂，又自然而然。”

　　而离他家不远处，住着一位陈先生，是父亲的前辈好友，“生于民国年间，上过私塾，住在一幢土砖房，屋后有两棵橘子树，生活清苦，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很清爽，他跟父亲经常在一起，逢年过节作诗写对联。”

　　在没有图书馆、没有电视的农村和童年里，像与陈先生那种闲聊以及游戏着“对对子”的交往构建了他不多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起点并不低，有一定基础。后来明白，精神生活让人有一种优越感、趣味与尊严。”而这应该也是这个外省青年精神成长的起点。

　　“生活在不同地方，就像生活在不同年代”

　　2000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在武汉，这个农村少年感受最深的是文化上的差异。

　　大学里，天南地北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到童年的记忆，比如动画片《蓝精灵》、《舒克贝塔》。他却浑然不知，因为从未看过，“这种感受是明显的，仿佛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生活在不同地方，就像生活在不同年代。”这也是他关于“外省人”的理解。

　　十年砍柴的阐述更彻底，他认为“外省人”一词用“边地人”或许更为恰当，“此说的“边地”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意义上的‘边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之‘边’，亦是说经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年的“边地人”袁复生，却在不久后成为长沙第一个大型文化思想公共论坛“晨报大讲堂”的主要推手，张罗各种跨界的“好书饭局”……也是这一段时间，他结识了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并多年保持邮件和见面的交往，“刘道玉校长是1949年后杰出的教育家，最让人欣赏的是理想主义和对学生的那种不变的热忱，我似乎在他这里找到了精神的故乡。”在袁复生的新书中，也收录了对刘道玉先生的专访。这种理想主义的认同，还表现在他收录的对彭燕郊先生的交往文章。尤其是住在望月湖的杨德豫先生，他是中国举足轻重的诗歌翻译家，晚年门庭清寒，“见面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坚定、清晰。”

　　这段日子里，他以《晨报周刊》文化版块主编的身份，采访过莫言、贾平凹、苏童、麦家等100余名作家，以及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等评论家，被朋友们戏谑为“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但他心理却有着深深的不安。

　　他在新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回，有人因某事与他发生争执，对他大吼：“你这种臭文人。”“一瞬间，我似遭雷击，狠狠地想抄起一根长矛，将其挑起来回击。”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警醒：坐而论道，究竟行不行?”他说。

　　“商业是文化的好朋友”

　　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行。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在实践中，许多艺文活动因为有赞助商的支持而顺利举办，“才让我们努力挣脱‘百无一用’的无力感”。

　　“这个观点有没有遇到过攻击?”他回答，“挺少的”。如今，袁复生创业于上海，不仅不在湖南的文化现场，离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现场，也只是友好观望的关系。

　　“这样的转折有没有阵痛?”我问他。

　　“像是一辈子的委屈都吃完了，”他说，“从甲方变成乙方，需要管理团队，要生存，都是有委屈的。”他不擅长喝酒，但有时却不得不喝，“现在喝酒主要跟工作有关系，跟谋生有关系。”

　　虽然委屈，但他相信创业者左志坚的一句话，“创业是中国社会最后的阶层上升通道，它也有自己的逻辑与铁律，像我的朋友马随说的那样，对钱更真诚一点，是最好的态度。”

　　在《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的末尾篇章，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过去的34年，“从一个小镇都不是的农村的小学到县城的中学，到地市州的中学复读，到一个省会读大学，再到北京广州长沙上海这样的城市谋生。通过艰难的迁徙(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一场竞争的出现)，我们开始理解世界，开始学习技能，开始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想在这样一本书里呈现的一个基本面貌。”

　　而他心目中的读者，也是“于我有相似经历，行走江湖，初心还在的人。”

　　对于未来，他有一个理想，“回到农村建一个乡村图书馆，或者说艺文体验馆，让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一种选择习惯于精神生活的机会。”

　　潇湘晨报记者 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