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圆脸、头发微卷、皮肤偏黑，眉头有一道眉心纹，紧蹙时愈发“深刻”。

　　11月26日，阿来与长沙读者的见面会持续了三个小时，他腰杆挺得笔直，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插在裤兜里，声音沉稳，像个严肃的乡镇干部。

　　一下讲台，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严肃”化开，表情开始丰富。我看着他红黑的脸问，“皮肤偏黑是经常在外跑晒的，还是天生的?”

　　“粉底打暗了。”他闪现一丝“坏笑”，见听者被逗笑，他补充说，“本来就挺黑的。”

　　这位历经放羊娃、水电站工人、拖拉机手、中学老师、文学编辑、《科幻世界》总编辑、社长等多重身份的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自称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说，“人生发展如果不出轨一次，至少出一次‘意外’吧，要不然看别人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如果期待有点惊喜，应该是不计成本的”

　　如果按部就班，世界上可能会多一个校长阿来，而不是作家阿来。

　　作家阿来，是阿来人生中的一场“意外”。在阿来因《尘埃落定》名声震起的1998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起点：我出生于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寨里，小村子的名字在我的一些小说里出现过：卡尔古，是山沟更深处的意思。你可以想象她有多么僻静遥远。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出生于小山寨，当过放羊娃、水电站工人、拖拉机手后，成为马尔康县一名中学老师的阿来而言，选择并不太多，因为“不同的时代对年轻人都有一个规定性，大部分人是沿着这条路去的。”

　　有一天，校长准备动员阿来了。阿来突然问了校长一句话：“校长，你现在多大了?”他说：“我56岁了，再过几年要退休了。”

　　“你是什么级别呢?”答：“相当一个副处长吧。”

　　“好难啊，好难啊。”阿来说，“如果所有一切都进展非常顺利的情况下，等我当校长的时候，大概也到你这个年纪了，当到校长也就退休了。”

　　“当你真正被人规定好人生里程的时候，你突然间就觉得人生特别没有意思，人生发展如果不出轨一次，至少意外出一次吧，要不然看别人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概就只剩下写作这一行可以让我忘掉那个烦恼，这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产生意外的一件事情，所以一直做到了今天。”

　　“可是，走少有人走的路，是否考虑过最坏的情况?”我问。

　　“如果期待有点惊喜，有点预估之外的东西，我想应该是不计成本的，把所有风险评估都做完，可能就迈不出去那一步，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想法，后来就是做了太充分的风险评估，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这种人偏偏就是倔，你不回答我就来回答”

　　中专，是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

　　他也并不准备去“拿”一个更高的学历。如果说，早年因条件所限，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后来，当同时代作家纷纷上作家班，拿本科或硕士学历时，“我发现我要拒绝这个东西，我不能被同质化。”

　　“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另一种幸运?”我问。

　　“是的，上了学，老师给一个标准答案，让我去考试，我想我不要这些东西。我们认识字，认识一定程度就获得阅读能力，就是一种学习能力。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渐渐地，阿来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来做了长达四年的嘉绒藏族地区地方史的研究，搜集整理地方志、地方口碑材料，吸收采纳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成果，从史料到现场，从现场到史料多次往返，思考的成果是一出炉就拿下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尘埃落定》，这部描写1950年以前藏区的小说，说的就是“我们从何而来”的故事，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50年四川解放，上个世纪的百年刚好被分成了两半，一个是旧的藏区，一个是新的藏区。《尘埃落定》写的是1950年以前的藏区，接下来的小说《空山》写的就是新藏区。

　　“这一系列小说，归根结底，是不是都围绕的一个问题，即：我是谁?”我问。

　　“可以这么说，既是我是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谁?文学的特殊和普遍，就是单数变成复数的问题，就是‘我’变成‘我们’的问题。”

　　“我自己进行自我教育，面临的很多问题，现成的理论教科书还是官方的解释，都不能解决我们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大部分人就不管了，假装这种问题跟我无关，我们这种人偏偏就是倔强，你不回答我就来回答，这个世界上总要出现这样的人。”

　　“当官赚钱都不动心了，唯一没法超越的只有美女了”

　　“阿来老师，你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长沙的读者见面会后，一位女读者对他说。

　　“那我应该是什么样子?”阿来反问。

　　“应该超尘脱俗一点，而不是现在这样。”她说。

　　阿来笑，没有作答，手指缝里的烟头烟雾缭绕。

　　今年57岁的他，早已不是文艺书生的长相，身材已发福，演讲间隙会溜到门外，抽一支烟，然后再回来。

　　他绝不是甘心于埋头故纸堆的书生，他想做点事，曾将十年光阴给了《科幻世界》，担任总编辑、社长等职务。

　　接待、应酬、交谈免不了，“会不会有很多委曲求全的时候?”我问。

　　他边给读者签名，头也不抬“满不在乎”地说，“商务谈判不是委曲求全，就是一个彼此妥协，讨价还价的过程。我们进入了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规则，商业有商业的规则，在文学的场合就说文学的话。但我有我的底线，在商场，可以请我喝酒，但我不吃回扣，钱可以自己挣。”

　　“那你被欺骗和算计过么?”“太多了!”阿来答。

　　然而，在阿来最新的小说《三只虫草》中，主人公少年桑吉因为三只虫草，看见了一个充满着俗世物欲的“复杂”的成人世界，最终却没有被这个世界同化，依然保有人性的美好。

　　实际上，阿来将这部小说的写作，也视作自己的一场冒险，“桑吉能不能干干净净地回来，作者自己究竟敢不敢相信他，敢不敢相信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一些美好和善良，不会在这个世俗社会中完全湮灭?这也是对自己内心还有没有残存这样一点星星之火的考验。但是我很骄傲地说，我都做到了。”

　　“但你是如何做到的?”我追问。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第一是人格塑造，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知识分子的人格捍卫和塑造。但人格塑造之难就是因为社会不干净，要把你拖进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情怀理想重要的就在这儿。第二，我也研究纯粹宗教，宗教给人很强的宿命感。不管用什么手段得到的所有东西最后都会过去，我们腿一伸，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常常有文学家特别介意学术界的评价，认为这是进不进文学史的问题。“我经常笑他们，再过20年，你腿一蹬，进不进文学史你根本不知道，重要的是参与的过程。”

　　“那么，再问一个世俗的问题，当别人欺骗你时，你会恨么?”

　　“几天会有，但不长久。”停顿片刻，他继续说，“而且我这种人后来也不太上当，因为没有多少祈求了，当官不动心，赚钱也不动心，基本上都超越了。”

　　最后，他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自语，“唯一没法超越的，只有美女了……”

　　潇湘晨报记者 赵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