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威尔逊总统思量这一提案之际，德国派来参加和会的代表已抵达巴黎，他们打算在此接受协约国起草的和平条约。但是，劳动节大罢工和巴黎暴乱不只惊扰到了官方的和平缔造者，暴力冲突已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地方酝酿。在美国，一系列针对记者与政治家的邮箱炸弹事件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幸亏一位邮政职员及时发现了包裹内的炸弹，从而避免了它们被全部邮寄到民众家中的后果。如果有哪个年份，值得人们去认真想一想旧有西方社会制度崩溃的可能，那么被“布尔什维克革命风暴”吹过的1919年春天，正是这样一个时刻。

　　如果威尔逊总统对文明的脆弱性还抱有一丝的忧虑，那无疑他将这份担忧掩饰得很好。他在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性方案的情况下，拒绝了凯恩斯的提案。威尔逊总统这样做的确有他一定的道理。事实上，美国民众以及国会代表们都不会赞成这一提案。

　　虽然饱含对在“一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美国人的敬仰，但在当时，更多的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是一个错误。即使美国士兵只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才踏上了欧洲的战场，但他们同样经历了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一面：化学毒气的使用、机枪的疯狂扫射、阵地战的对抗，每一次战役想想都令人胆战心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年轻时曾在波士顿老家的五金店打工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从“一战”战场回来后，都已找不回昔日的那个自己了。战后，怀特想尽办法帮助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他甚至经营了一家专门接纳“一战”阵亡士兵子女的家庭收容所。对于其他美国士兵而言，他们珍视在前线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但绝不想再与挑起这场战争的国家发生任何纠葛。心怀此念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就包括了“一战”美军炮兵上尉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从和会谈判之初，杜鲁门和其友人就巴不得它尽快结束。他们不主张美国加入任何永久性的国际组织，也并不关心布尔什维克势力会向西扩张或者欧洲社会动荡的持续蔓延。“我们他妈的才不管俄国究竟是被红色政权统治，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政府。不论那些欧洲人是想要屠杀他的仇敌还是他自己的首相，这在我们看来都没两样。”杜鲁门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做了这番表述。

　　考虑到像杜鲁门这样的美国人的意见，威尔逊在给劳埃德·乔治的回信中解释道，凯恩斯的方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可行”。为了偿还战争账单，在过去的两年间，美国政府大举发行国债，并提高了民众的税负。“即便对经济上还算宽裕的联邦政府而言，这些债务也是难以承受的。”威尔逊写道。另外，总统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说服国会“使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为‘流着欧洲血液’的债券担保”。据此，他表达了自己的期望——“愿常规的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为重建工作筹措到足够资金”，但这条路早被劳埃德·乔治和张伯伦视为无望了。

　　威尔逊在信中还提到，在下决定前，他听取了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与J.P.摩根公司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的意见。闻此，不想轻易放弃自己方案的凯恩斯找到了戴维斯和拉蒙特，企图游说二人接受该方案。在知晓自己的方案在美国民众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呼声”之后，凯恩斯败兴而归。而戴维斯与拉蒙特也因与凯恩斯就此事进行的商讨而遭到了“正式控诉”。甚至，就连在私人场合，这一方案也成为谈话的禁区。

　　彼时，凯恩斯还未意识到与拉蒙特的谈话会是一种徒劳。原来凯恩斯费心拉拢的恰好是自己方案的坚定反对者。事实上，正是拉蒙特为威尔逊总统撰写了那封拒信。所以，当威尔逊总统写到希望通过“常规的民间融资渠道”满足战后的重建需求时，实际上这正是民间资本大鳄自己的期望。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仅成功游说了华盛顿，还充当起了总统的口舌。这样看来，拉蒙特对凯恩斯方案的否定不单是鉴于美国政治的阻碍，他是将摩根集团的利益作为了考虑此事的出发点。

　　1919年6月，在确保凯恩斯的方案不被采纳之后，拉蒙特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看到了一个绝佳的并购机会。这一并购计划若能实现，那么它将为J.P.摩根公司带来被后世称为“协同效应”的好处。此前，J.P.摩根公司已经在美国的钢铁和铁路行业实现了寡头垄断。可以说，通过横向并购从而防止同业竞争正是摩根公司的专长。而在此时，拉蒙特试图通过并购英国某商业银行的方式实现J.P.摩根公司在国际金融行业的垄断地位。为此他写信给英国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在信中，拉蒙特提到，如果英美之间展开竞争，“那么你我都只能赚取更少利润，”“这个计划将实现你方业务平台与我方信贷资源的有机结合。”为了进一步说动布兰德，拉蒙特这样写道。

　　最终，英国银行家决定不接受他们富有的美国同行的收购邀约。即便英国方面选择采纳拉蒙特的提议，这一国际金融寡头方案也将在美国国会被毙掉，而它在众议院“赢得”的反对票数想来也不会比凯恩斯的“金融救助计划”要少。如果凯恩斯的提案不大可能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那么拉蒙特的“J.P.摩根公司扩张计划”听起来就更加糟糕了。事实上，对于美国中西部各州的民众而言，他们不只对欧洲诸国不抱好感，对国际银行家们更是深恶痛绝。摩根公司的铁路垄断对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取了高昂的运输费，正如当地的政客所言，摩根公司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敲诈。在当地选民心中，国际银行家都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家伙。而当地的参议员发起了一项针对银行家的调查，他们怀疑是银行家们出于牟取战争暴利的目的才选择游说美国参加“一战”的。

　　在当年，无论是凯恩斯的计划还是拉蒙特的提案都被搁置在了一旁。和约中没有任何关于重建世界经济的安排，而凯恩斯眼中的“宏伟方案”最终也被归入了“战后本可能实现的愿景”的范畴。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与打造崭新的世界货币的想法，直到大萧条和“二战”重塑了人们对货币的观念之后才被付诸实践。然而幸运的是，凯恩斯得以亲历他的理念被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在这漫长的20余年间，我们还需要等待一位新的美国总统。他需要具备下述两个要素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首先，他要对自己的经济主张满怀信心；其次，他还要能够深刻体悟一旦改革失败将给人民带来的可怕后果，从而竭力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而在当下，就连迫在眉睫的社会动乱也无法撼动美国民众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