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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6:与书同行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编辑:李子璇 2016-12-27 09:52:46
时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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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出版的大时代,也是一个读书的黄金时代。只要你愿意阅读,你面临的将是丰富的选择。我们相信,每读一本书都是在心中播下一颗种子,虽然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它会一直积蓄着破土而出的力量。

  在201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读书副刊为读者朋友准备了两块盘点专版。本期为第一块版,主要是约请文学、艺术、历史、社科、考古领域的五位专家学者,为读者推荐2016年度他们心中的“中意之书”。第二块版(下期)则是由读书副刊的编辑自己动手,为读者介绍2016年度他们读过的印象最深的书。不管是专家视角,还是编辑视角,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句话:为读者推荐可信、可读的好书。

  ——编 者

  有书真富贵

  王子今

  有书真富贵。记得少时读溥仪《我的前半生》,对其中说到的一联印象颇深:“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据说是载沣所书。这或许也可以算是清宫文化的一个侧面,告知我们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那里,也有精神生活的向往。

  我多年学习秦汉史,知道秦汉时期“富贵”追求已经成为社会风尚。陈胜佣耕,言“苟富贵,无相忘”,项羽也有“富贵不归故乡”如何如何的名言。《后汉书·郎顗传》说到“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三国志·魏书·王昶传》也说:“富贵声名,人情所乐。”汉印可见“富贵”“大富”“至富”“长富”“常富贵”等文字。又有“王富之印”“毛富之印”“周常富”“孙贵”“茆寿贵印”等,反映“富”“贵”作为人名用字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我们也看到开明人士对“富贵”的清醒认识,如“卒富贵不祥”“富贵无常”“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久乘富贵,祸积为祟”“富贵生不仁”“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等,都透露出积极的人生智慧。而见于《汉书·韦贤传》的邹鲁地方民谚“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可能是比较早的把物质财富和文化经典予以对比,并显然看重后者的说法。

  有书真富贵!精神超越物质,知识超越金钱,教育超越货殖。这应当说是比较高明的意识。宋人吴可《秘古堂诗》写道:“群儿只解秘金玉,百岁作痴空润屋。君家胜味渠不知,掉头归来北窗读。插架整整三万签,谁何有书真不然。是中大字到蝌蚪,补亡应得由庚篇……”作者似乎更看重的是古物收藏,因言:“摩挲鼎彛自笑语,碧晕堆花久瘗土。悬知百好堕儿戏,此物一出吞万古。”(《藏海居士集》卷上)但是就“北窗读”和“秘金玉”的比较,可知是倾向读书的。宋代还有一位知识分子方夔,有诗作《续感兴》,其中写道:“昔时累科举,读书患不足。天今予我暇,有书真不读。煌煌百圣心,清彻寒泉玉。遗泽存读书,浸作生民福。静观灵台中,万象森在目。天寒境自明,欲浅机自触。斯文化异端,骎骎即深谷。晞颜以自励,吾欲求之复。”(《富山遗稿》卷三)诗作以“读书患不足”和“有书真不读”的对比,似乎表现出欲对书中“煌煌百圣心”实现真正的理解而与世俗“万象”保持一定距离的自由追求。在人们都迷信“书中自有黄金屋”的人人“累科举”的时代,这种“自励”精神也许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心真正的富足。

  有书真富贵?对“书”的认识,对“书”的情感,也许还可以进入特别的境界。作为读书人,有时会产生有关求书、藏书、读书、写书诸种关系的遐想。辛苦淘书的年龄段已经过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是“有书”了。但是书的真正拥有,恐怕不是仅仅揽入室中,排在架上。过去有“束之高阁”的说法,今天这种情况在我这里就确实存在。不读,不认真读,不能切实读懂就放在一边,这样的情形,使得自己的书房收存了很多事实上的“死书”。用一个不大妥当的比喻,就好像旧时的后宫,秀女是不少,但很多人其实都没见过皇帝,于是造成了美的浪费、美的戕害。王安石《明妃曲》尤其脍炙人口:“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有人根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录,指出当时并无所谓“毛延寿”之事,昭君出行,乃是因为“入宫数岁不得见”,于是心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宋·李壁:《王荆公诗注》卷六)。现在想来,实在应当亲近自己书房里的每一部书,认真研读,认真理解,“怜”“惜”其中的“颜色”和“意态”,让它们一一展现其内在的明丽,并留驻在自己的心中。

  理解自信的深刻内涵

  董志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2016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代表国家研究、编写和出版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共中央交给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任务。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基础上,举全所之力完成了这套六卷本的研究丛书。其内容不仅在《史稿》基础上续写了1984年—2012年的共和国历史,而且将1949年以来共和国历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作为目前国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时间跨度最长、门类比较齐全的专门史著作,它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互为表里,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该丛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这六本专著由当代中国研究所6个研究室40余位学者共同撰写,从谋划立项到出版,历时5年完成,其间还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等单位专家的帮助,并经中央权威部门审定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对历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四个自信”不是一个简单口号。不懂中国历史,尤其是不懂当代中国60余年的艰难曲折的奋斗史,就难以理解“自信”的深刻内涵。

  《丛书》的六部专著阐述了共和国63年历史,共同特点是实事求是地全面诠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不论是阶段划分还是史料阐述都体现了正视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各个阶段的是非曲直。在总体上符合《历史决议》的同时,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曲折发展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调整、变革及巨大发展做了全面的阐述与分析。

  在《丛书》所涉及的63年历史中,成绩与问题相伴,发展与困难同在。道路自信不仅来自成就与发展,而且来自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与经验,并进一步将其上升为理论。计划经济时期困难与问题多一些;改革开放以来成就与发展更大、更快。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业时,转过身来丈量来时的道路,为诸多问题提出答案是四个自信的必须。

  当代史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对象有阶段性却没有终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前进的路上,不仅以往的历史研究仍有待深入,而且未来的征程正在形成新的历史。因此共和国史研究方兴未艾,当代中国史研究大有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武力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西方艺术的入门经典

  沈语冰(浙江大学教授)

  从史前岩画算起,人类艺术史至少有10万余年。而从一般艺术通史常见的开端即埃及艺术讲起,这部历史也有7000年的跨度了。如果从艺术史这一学科在德奥大学中创建而论,艺术史学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了解源远流长的世界艺术史,又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艺术史著作中选择最佳的入门读物,可能是每一个对艺术史感兴趣、却缺乏入门指导的读者想问的问题。

  现在好了,由英国著名的艺术史专业杂志《伯灵顿》的两位编辑(含主编),从30本欧美艺术史名著中精心遴选的杰作构成的《塑造美术史的十六书》,今年由广西美术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书介绍了西方艺术史上16位大家的16部代表作,堪称初涉艺术史学科的入门津梁。

  它依次介绍了埃米尔·马勒及其代表作《十三世纪法国的宗教艺术》,伯纳德·贝伦森的《佛罗伦萨画家的绘画》,沃尔夫林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罗杰·弗莱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佩夫斯纳的《现代运动的先驱》,巴尔的《马蒂斯:他的艺术和观众》,潘诺夫斯基的《早期尼德兰绘画》,肯尼斯·克拉克的《裸体艺术》,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格林伯格的《艺术与文化》,哈斯克尔的《赞助人与画家》,巴克桑德尔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和经验》,T.J.克拉克的《人民的图像》,阿尔伯斯的《描述的艺术》,罗莎琳·克劳斯的《先锋派的创造与其他现代主义者的神话》,以及汉斯·贝尔廷的《图像与崇拜》。

  目前,这本书所介绍的16部经典,只有9部有中译本。范景中等翻译了其中5种(《十三世纪法国的宗教艺术》《美术史的基本概念》《现代运动的先驱》《裸体艺术》《艺术与错觉》),本人翻译了并正在组织翻译另外4种(《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艺术与文化》《先锋派的创造与其他现代主义者的神话》《图像与崇拜》)。《塑造美术史的十六书》所提供的书目当然不是唯一选择,其中偏重英美艺术史著作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但至少代表了欧美学者对艺术史这一学科基本状态的大体看法,值得我国读者参考。

  《塑造美术史的十六书》:(英)理查德·肖恩、约翰·保罗斯托纳德著,万爽等译,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养生书写的寓言意义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长篇小说《独药师》以其从容优雅的形式展开叙述,艺术分寸恰到好处,对人物精雕细刻,语句锤炼得漂亮纯净,可谓炉火纯青。与《你在高原》偏向现实题材不同,《独药师》蓦然回首,寻觅印证一段历史传奇,把自我的生命意识融入中国现代史,透过个体内心的主观体验,思索对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选择方案、救世良方和拯救个人灵魂的妙药究竟是什么?这妙药来自古旧民族传统的遗产还是外来的迥异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剧烈转型的历史关节点上,现代自觉的意义究竟如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独药师》多维度地探讨了中国人如何在情感和理性意识的层面上进入现代。小说人物不同程度地卷入革命,这是现代个体生命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是进入现代的重要方式。

  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革命预示着给现代人一个理想社会的全新图景和方案,但革命又隐含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因素,比如剧烈的历史冲突。《独药师》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洞察现代人在养生还是革命、逃逸还是救世的问题上深陷的矛盾焦虑,众多人物发生了立场上的冲突碰撞。季昨非、邱祺芝代表养生(逃逸)派,徐竟、顾先生、王保鹤等代表革命(救世)派。季昨非与邱祺芝的养生观有严重分歧,邱祺芝完全拒斥、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中暴力的血腥与养生的仁慈水火不容,最终走向独善其身的逃逸。季昨非既倾尽心力维护养生传统,又和父辈一样暗中同情资助革命,他有一颗救世的仁者之心,认同革命改变社会现实的合理性,但始终反对兄长徐竟提倡的暴力革命、流血革命。革命派中亦有分歧,徐竟倾向激进革命,盛赞革命之力的迅疾,相信激进革命能彻底颠覆腐朽社会。

  情感线索的融入使作品中现代个体生命的觉醒有了更丰富饱满的展演。季昨非的情感史占了整部小说较大的叙事篇幅,相比养生、革命等其他情节的安排设计,情感叙事是《独药师》中最富有生命热力的部分,故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透过乱世之爱的不同面相,作者张炜意欲探索求证现代人生命觉醒和自我寻找的艰难历程。

  总之,《独药师》选取“养生”作为小说内隐的线索,这种有意选择的专业化视角,表明作家的小说意识所触及的尝试。小说因此能够集中去描写对死亡的拒绝与逃离的深挚的生命体验,并且把它放在20世纪激进变革的关节点上来思考,从中可见张炜的匠心独运。剧烈的变革是浴火重生,然而,书中的革命者多有对养生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小说所依据的真实的革命家徐镜心还写了一本《养生论》。这是什么样的象喻?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现实的象喻?同时也是生命体验的内在冲突的寓言吗?对于小说来说,“养生”显然被赋予了深刻的寓言意义,其悖论式的传奇故事,在今天尤其发人深省。

  《独药师》:张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时间的诗意想象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时间之书》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活与道德理想等方面讨论节气和时令,二十四节气在作者笔下成为时间政治、时间伦理与时间哲学的表演文本;而老树所绘的充满温情的二十四节气插画,更给这本书增添了绚丽的色调与无尽的美感。

  二十四节气是地道的天时,也是农时,更是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政治时间。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靠天吃饭是常态,人们的农事生产活动,紧密依靠对节令气候的观测与把握。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以观测天时为第一要务。帝王高度重视四季之首,在四季之首,要举行盛大的“迎气仪式”,认为只有帝王隆重地从四时所对应的方位迎来上天赐予的节气时间,人间才能获得正常的时间流转。为了践履农政,倡导农事,周代开始,帝王在立春时节,要率三公九卿到东郊象征性地扶犁耕田,行“籍田之礼”,可以说这是周王新年的“一号行动”。二十四节气中的关键节气点,在古代王官那里是社会管理的政治时间点,它大多通过规整的盛大仪式行为,进行象征性的强调,当然也有立夏赐冰与冬至颁布历书的实际行政举措。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二十四节气还是日常生活的时间坐标。每一节气分三候,五天一候,全年出现七十二种物候特征。从立春“东风化冻”“獭祭鱼”,到大寒“鹫鸟厉疾”“水泽腹坚”,人们沐浴风霜雨雪,感受鸟兽虫鱼的蛰伏律动,体察二十四番花信与虹霓时令变化等。从“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农事提示,到“立夏吃蛋,石头踩烂”的饮食养生,从“清明要晴,谷雨要淋”的农事气象知识,到冬至“数九九”与梅花消寒图的驱寒游戏,我们看到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中国人,将对自然节律的感知与日常生产生活节奏,以及人们对生命的体悟融为一体。人们顺天应时,养德护生。

  《时间之书》着眼于文化二字。作者甚至把二十四节令与24种君子之德对应,认为人的伦理品性具有与自然时序共生的特性,这为人们理解二十四节气提供了新的角度。与其他同类题材的书相比,全书充满了更为浓厚的文人想象和文化意味,更加生动有趣,语言优美而耐人寻味。

  不过,这种文人想象也使本书在专业性上有所欠缺。比如“春分”一章的标题“君子以类族辨物”,就没有把握春分昼夜平分、天地公平的要义。古代社会,在春分这一天要校正度量衡器,以平道大公,示范人间公平。另外,作者的主观臆断较多,博物知识不如古人丰富,比如在本书自序中关于节气和天文历法的论断,就大大低估了传统社会农人对节气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与其说这是一本介绍二十四节气的书,不如说,作者是在借二十四节气这把中国最早的时间标尺,抒发自己对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诗意想象。有诗,有画,便可一读。

  《时间之书》:余世存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前辈学者的迷人侧面

  徐坚(中山大学教授)

  对于身处考古学之内的学人而言,梁思永先生和苏秉琦先生仍然是令人仰止的高峰。两位先生同属于第一代中国考古学人阵营,都有赖以传名的田野实践:提及梁公,必然提到西北岗,苏公则和斗鸡台紧密联系在一起;两位都有超越一地一时的贡献:梁公以“后岗三叠层”确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田野作业原则和思路,苏公则以“满天星斗”学说和“古国—方国—帝国”理论带领中国考古学步入新时代。不过,在更为广泛的大众视野下,无论梁公还是苏公,记忆都在褪色。梁公的光芒常常被父亲梁启超和兄长梁思成所遮蔽,而苏公尽管有《考古寻根记》一文列入1988年高考语文试题,但毕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大众的聚光灯下。

  几乎不约而同,三联书店和故宫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和《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两书表现出更多的同声应和:两者都是子女为父辈立传,且偏向呈现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父辈。立传之念出现得非常晚,甚至是作者们自身都步入暮年后才萌生出来。当作者们竭力拯救已经褪色的对日常生活中的父辈的记忆时,却惊讶地发现,父辈遗留在学术世界中的记忆历久弥新。正是通过写作,作者们重新认识了作为学术高峰的父辈。不过,对于考古学人而言,两书的价值并不是提供了前辈学人学术生涯之外的人生细节,而是为重释传主的学术成就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政治、社会和个人信息。

  《左传》提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学人不朽,当从立言起步。不过,生命中太多波折导致无论是梁公还是苏公都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著述。然而,无论是梁公还是苏公,都不乏足以立范的田野发掘、方法和理论的提炼,甚至对考古人才的培育。梁公以安阳为基地,训练了中国第一批本土考古学家。苏公更是意味深长地宣称,“我的生命将在事业的发展中得到延伸”。

  两本传记的价值在于透过独特的亲人视角,超越一书一文,超越具体乃至琐碎的调查发掘,饶有趣味地揭示出考古学人不为人知晓的侧面,为后学管窥前辈学者如何立德提供了独特的门径。苏恺之先生侍父时间更长,父子之间的深入交流更多,苏公追问地质学界如何继承李四光遗产而呈现的思想碰撞在文中清晰可见,这些元素使《我的父亲苏秉琦》的史料价值更胜一筹。虽然苏公的为人治学之道跃然纸上,但更为重要的是,该书难能可贵地展现了苏公的众多学术理论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的。同样的倾向也出现在《思文永在》中。梁柏有先生一再强调,梁公的学术成就并非是家庭庇护所致。此论固然成理,但也不可过于孤立地看待梁公的“拼命”,而忽视他的贡献与史语所和新史学的表里关系。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著;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梁柏有编著;故宫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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