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2016年5月25日，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如果说傅璇琮先生气质近乎纯然儒者，为了理想信念可以积极入世，弘道不止，百折不回；那么杨绛先生则近乎粹然道家，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诠释着“不争”二字，活得干净洒脱，智慧透彻。

　　“不争”，是杨先生全家都信奉和践行的思想。杨先生《我们仨》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在“文革”中，他们与世无争，为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亲近自然，甚至与颐和园后山的松树交上了朋友。即使钱锺书先生做社科院院长期间，他们也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深自敛抑，不争出头。《堂·吉诃德》的翻译出版，为杨先生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各种礼遇接踵而来，西班牙还授予她“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对于这一切，她都淡然受之，然后复归于零。钱先生去世后，杨先生更是返璞归真，谢绝一切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心如止水，读书自娱。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她荣誉学部委员，她没有接受；英国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ExeterCollege）推选她为荣誉院士，她也婉拒了……她居住多年的北京三里河寓所，依然是水泥地、白石灰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连阳台也没有封闭，有人问她原因，杨先生风趣地回答：“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不争，不仅是一种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人生境界，还是一种洞达人生的清明智慧。杨先生夫妇兴趣在读书和学术，自然要力避一切可能的干扰。她曾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但是杨先生的不争并非太上忘情，只要有人冒犯到钱先生，她马上会变成狮子和斗士，决不忍让和宽容半分。她曾经通过法律手段，紧急叫停过某拍卖公司对钱先生、钱瑗以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卖，并最终胜诉。她当然不是为了获得赔偿，而是为了维护人们正当的隐私权，替“天下读书人”挣一个面子；更是为了在有生之年，守护“我们仨”不被外界打扰和利用。虽然丈夫和女儿已经辞世，但杨先生仍然通过撰写回忆录和整理丈夫遗稿的方式与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钱先生遗留的手稿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的地步。据后来整理出版的分类，其中外文笔记共178册笔记本，打字稿若干，共计34000多页；中文笔记的数量与之相当；另还有一部分读书心得类，共23册，2000多页。单看数字，便知篇幅之浩繁颇难应对，况且还有手书墨迹汗漫难识、内容磨损、编排散乱等问题。如果没有对亲人的挚爱，由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开启此项工作，真是一件难以想象之事。如今，《钱锺书手稿集》全部整理出版，杨先生与钱先生虽斯人已逝，但却将长存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长存于热爱他们的读者心中。

　　杨先生的不争也并非忘却这个世界，相反，她不断叩问人生，关注社会。2007年，她以96岁高龄完成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这本书完全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朴素地回答了有关生与死的问题，表达出对物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忧虑，以及对真善美信仰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她还将钱先生和自己著述的稿酬、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读书种子”完成学业。杨先生虽然“万人如海一身藏”，却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响和改变着这个世界。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曾撰文评价：“杨先生一辈子活得明明白白，走得也干干净净。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部动荡，又经受了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早已修炼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她不肯曲随阿世，虚掷光阴，更拒绝无聊的周旋与应酬。在近百岁高龄的时候，还不断在叩问人生的本质，思考生命的意义，保持了一位智慧老人永不放弃的求索姿态，这使其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高度。现实中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去接近她，杨先生对此自然不能不有所戒备。她不愿拂别人的面子，但对过分的要求也绝不答应。不求名利，也不愿被人利用和欺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先生如是说。然而，中国先贤却告诉我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正是杨先生的传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