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文，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名誉副主席。著有《生命的呐喊》《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等三十余部作品。《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不共戴天》《冰雪人生》《妈妈拉我一把》等电视剧作品。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曾获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华表奖等多项大奖。

　　对张雅文的采访在她工作的间隙中进行。12月8日，为了新的报告文学素材，黑龙江女作家张雅文来上海采访，10天里，她走访上海、浙江省（杭州）两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采访多名未成年犯及管教。在12月17日的博客中，她写道：“关于孩子，忍不住想说几句。……看到一个个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却因犯罪而关在监狱里，泪水常常打湿我的心灵，而不是眼帘。”三天后，在上海她儿子的家中，记者见到了72岁却仍然奔忙在报告文学创作一线的张雅文。

　　“写出自己的一生，在回忆中审视自己、也审视他人和社会”

　　解读张雅文，或许应该从她的自传《生命的呐喊》开始。“我的命运不济，所以一辈子都与该死的命运苦苦地抗争着。”她这样总结自己前六十年的人生，出生在辽宁开原只有自家一户的山沟里，为了去离家十多里远的学校读书，独自一人跋涉在野兽出没的山路上，从家里偷走户口本和行李当了滑冰运动员，却因伤病干了四年就从运动队退下来……而人生最绝望、低谷的时刻却在2004年到来。

　　这一年，张雅文60岁，她面临的是三起等着开庭的侵权官司和三个主动脉都需要搭桥的心脏手术。“我那时候很绝望，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来，给先生和自己的遗书都写好了。”3月15日，她进入手术室，14个小时的手术后，医生把她拍醒。“我不知自己是否还活着，但用目光送走医生的那一瞬间，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冲动——觉得如果就这样死去太不甘心，我一定要写我的一生！”

　　在重症监护室的24小时里，张雅文一分钟也没睡，构思如何写这本自传。“这种强烈的动力，使我的生命既疯狂又有活下去的强烈愿望，锯骨开胸，血压、脉搏都在生死线上，人生到了这种地步，我什么都不想，就想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这是张雅文生命的一种宣泄，更是一次自我拯救。19天后，她出院，“躺在汽车里看着外面的小草小树时，我感觉阳光真好，活着真好，疼痛算什么，只要活着，一切都会过去”。不久后，她开始锻炼身体，从五百步到一千步，再到爬上小山坡，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复苏。

　　因为怕药物影响神经，妨碍写作，医生开的止痛片张雅文一片都没吃。7月，因为胸骨疼痛，她无法坐到电脑前打字，只能趴在床上写草稿，然后再一页一页往电脑上敲。《生命的呐喊》是张雅文对自己的一次总结和梳理：“在回忆中审视自己，审视别人，也审视了社会，在这种审视中我提升了自己。”

　　有评论说，《生命的呐喊》中展现的六十年人生也暗合了国家发展的历程，作者与我们的祖国一样，无论经历了多少磨难、挫折，都在不断前行。张雅文说，或许是运动员生涯造就的坚韧和执着性格，才让她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一直没有倒下。

　　张雅文的写作开始得不算早。1979年，她的先生周贺玉看了冰球比赛回来，开了一句玩笑：“等咱们老了写一部体育小说，让小说中的人物去拿世界冠军。”“我当时就想，干吗要等到老年，我现在就写！”当时张雅文已经35岁，在工厂里做会计。先生的这句玩笑，让她产生了既渺茫又兴奋的冲动：“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却仿佛一直在期待着这句话。”

　　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甚至小学都没有读完，尽管她在1963年至1966年的三年时间里，自学完成了初高中的文科课程，其间写了一百多篇作文，1966年准备考大学，“文革”破灭了她的大学梦。1979年，她捧着一篇3000字的小说，战战兢兢地来到《合江日报》副刊编辑丁继松的面前，等待他的评价。时至今日，张雅文仍然记得改变她人生走向的那一瞬间，“这位老编辑说，雅文同志，我干了二十多年编辑，我相信我的眼力，我认为你在这方面是有才气的，希望你能坚持下去。”她说：“我像输光了老本的赌徒，突然发现兜里还有一枚铜板。我把后半生的生命全部压在了文学的赌桌上，我不知自己是不是搞文学的料，也不知文学的路会走多远，只是突然感觉自己抓到了苦苦追求的理想，于是，我死死地抓住了命运抛给我的最后一根缆绳。”

　　抓住理想的张雅文开始了狂热的创作。“开始写作时，我的投入是别人不可想象的。我脑子里总是在构思小说，闹出了不少笑话，骑车骑到别人的双腿中间，脑子里想着小说跟别人走到了男厕所，一年365天就休息大年三十的下午半天。我一拼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19岁时张雅文因为伤病从滑冰队退下来，她觉得人生“要完蛋了”、“这辈子什么都干不成了”。她一定没想到16年后的自己，会开始投入一份终身的职业。1963年8月2日，她和当时滑雪队队友韩玉华在湖畔散步，韩玉华说：“雅文，做人要做优秀的人，我们要像爱因斯坦那样，对人类有所贡献。”正在银行工作的张雅文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像韩玉华说的那样，要做一个优秀的人。”她身上有理想主义的光芒，“我不甘心默默无闻地走过一生，总是野心勃勃想干大事”，但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大事。多年后，她将理想和志向全部投入到文学创作上。

　　“崇高、家国情怀、人性之爱，我作品的永恒主题”

　　1990年，张雅文的创作陷入低谷。当时恰好俄罗斯开放，她说服先生去俄罗斯转转。她不会俄语，拿着一本《中俄对话》的小册子，没有钱，就背着半人高的十几套皮夹克，拎着两包旅游鞋，边走边卖边赚旅费，到处采访华侨、留学生、国际“倒爷”，记录他们在异国闯荡的故事。这是张雅文的第一次出境采访，对她而言最大的益处是眼界大开，并且走出了创作低谷。

　　在俄罗斯的采访中，张雅文对人性的体悟更深。1992年10月5日，她从莫斯科登上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行程七天七夜，车上没有食品出售，一路上除了黑面包和上车前买的一个西瓜，她没有吃过别的食物，回国后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到达哈巴罗夫斯克是凌晨一点，不久前她的女儿和女婿被派到这里工作，住在一条偏僻的小街上。她搭乘出租车来到一座三层小楼前，却发现女儿不在，小楼里静悄悄没有一点光亮。她楼上楼下地跑得满头大汗，终于发现有一间房的门缝里射出一道光亮，里面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张雅文请他送自己去一家宾馆。

　　“凌晨两点，我推着装有美能达相机、大量采访笔记的旅行包，跟着这位素不相识的俄罗斯小伙子走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心想要是他抢劫我，我能不能打得过他。”幸而最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第二天小伙子又来带张雅文去找她女儿，从女儿口中得知，这小伙子是个皮条客。“他使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人性的善恶不在于身份的高低，他虽然因为贫穷在做那样的事情，但人格并不低下，灵魂并没有堕落。”

　　人格崇高、灵魂美好，这是张雅文的报告文学中人物一以贯之的品格。“评论家说我有崇高美的情结。是的，我敬畏崇高。我认为崇高是人类精华的根基，我们民族的一批精英、一批人格崇高的人促使我们的民族发展到今天。”她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都受这种情怀的驱使，崇高、家国情怀和人性之爱，是她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

　　1999年5月，张雅文接到作家李占恒的电话，说他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讲述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法肯豪森，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一听到这些，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虚此生的好素材。”奔波几个月，费尽周折寻找多方帮忙，交纳了5000美元担保金后，张雅文终于登上了飞往比利时的飞机。但此时，她还没联系上钱家人。

　　在布鲁塞尔的最初七八天时间里，她始终没联系上钱秀玲老人。此时正值11月，布鲁塞尔一连数天阴雨连绵，天气似乎也昭示着此行的不顺利。直至11月8日，在当地华侨的引领下，张雅文终于按响了钱秀玲家的门铃，开始了为期27天的采访。“钱秀玲和法肯豪森这两个人物、这个题材，值得我耗费时间和心力去挖掘，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素材。”

　　“傻执着”，这是张雅文在对记者讲述自己这段历程中常常出现的词汇。国内外的所有采访都是自费，工资、稿费、以往获得的奖金，都被她投入到采访中，她先生说：“我们家的钱都被她折腾完了。”在欧洲采访时，她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纸条，用来问路，吃不起正餐，只能吃方便面，但这些她都可以克服。“我必须采访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我选题的准则，我当然缺钱，但我更看重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正在进行中的这次未成年犯的采访，张雅文购买了最新技术的索尼录音笔和相机，前期已经投入好几万资金。为什么每次都要全力以赴？张雅文的回答颇有意味，“不管是文学还是其他事业，全身心地投入都不一定成功，再前怕狼后怕虎，更不可能成功了。”

　　以往的采访，都是张雅文独自前往，这次，先生陪着她一起采访。“我感觉我们是在共同完成一项有价值的工程，它是我们内心情感的驱使，也是我们的理想所在。”“青少年犯罪是整个中华民族需要敲警钟的问题。”在采访中，那些满脸稚气的少年撞击着她的心灵，“我反思他们背后的故事，这是创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我们社会的需要。看起来我写的是大墙内的未成年犯，但看的却是大墙外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需要共同思考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

　　“我对文学，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

　　2004年创作《生命的呐喊》至今，张雅文说自己进入了写作的黄金期。这些年里，《生命的呐喊》多次重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输出国外，《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等多部作品被译成外文，她还陆续出版了《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活着，为了天堂的钟声》等有分量的作品，获得鲁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2015年6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赠送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长篇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英文版。

　　对张雅文而言，文学有内在的驱动性，当文学的力量顽强地坚持内在于生命的时候，成就了她的人生。她不止一次地说：“我对文学，不是生存的需要，而是生命的需要。我的情感和情怀，让我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注到创作当中。”

　　她将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概括成“成熟”，她觉得自己成熟了。这种成熟来自从容，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每时每刻脑子里都在构思，也不会从早到晚都在拼搏，她定好写作计划，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年纪大了，身体不允许我那样拼了。”

　　但成熟，意味着她思考的问题更多了。“我们的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既有成就，也存在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本着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情怀来写作，非常重要。”在写香港时，她一直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面对香港。“我不是搞经济和政治的，写香港又不单是在写香港，而是在写我们的民族，我就得不断‘拎着头发’提升自己。”她翻阅了300万字的资料，最终完成了30万字的《百年钟声》，“我坚持的宗旨就是呼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长篇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是中国作家写欧洲二战的作品，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张雅文第三次奔赴欧洲四国采访，采访了帮助钱秀玲营救比利时反战志士的纳粹将军法肯豪森的故居与友人，采访了拉贝的孙子，以及保护了上万南京难民的丹麦人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等数人，作品出版后，受到评论家及读者的广泛好评，被国家新闻出版总局评为原创精品工程，被中宣部评为201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项目，被中国作协列为重点扶持作品。

　　张雅文的采访从来是“深入采访到不能深入为止”，她认为，采访更深一步，就会多一点多样性和丰富性。她曾经采访过打死东北虎的主犯，又跑到农村去采访他们的母亲，看到她背着小山一样的柴草，满脸的褶皱，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方面我们要谴责他们打死虎的愚昧，另一方面同情他们的贫穷。”“采访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非常艰难。但一旦真的采访进去了，你会发现作家的脑袋远远不如现实那么丰富。”

　　张雅文强调写作人物的真实、丰富。“人性的复杂，世界风云变换的复杂，不是作家能编出来的。我们的文学作品，不是一味高大全的写作，而是应该真实地去反映现实，反映生活，尽可能挖掘人物身上的特点，以及由此导致的性格特征。”

　　写作多年，张雅文很少左右旁顾，她把全部心思用在创作上，沉下心来一部一部地写。“经历了生死，我把好多东西都看淡了，也知道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我生命的整个支点就是文学，在文学创作中有快乐，有宣泄，有痛苦，更有内心的表达。如果不让我写，我觉得活得很没劲。”

　　写出思想，也写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内心的渴望，这是张雅文此刻生命里真正需要的。“如果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