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年，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尤其是出访他国的重大场合，一直在有意识地推动中外文学的交流。在重大外交场合引用文学轶事，引用诗歌名句，或者谈及中外著名的作家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活动中的常态。习近平主席不仅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而且也广泛涉猎外国文学。这种广博的阅读视野，使得习近平主席几乎每一次出访都留下了中外文学交往的佳话，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牵线搭桥、推波助澜，对于构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良好格局，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重大场合提及中外作家作品

　　2009年，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中国出任主宾国。正在德国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书展开幕式上致辞说，正是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才让不同国度的人们知道了中国的孔子、德国的歌德、英国的莎士比亚。5年之后的2014年，习近平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重访德国，在柏林发表演讲，其中特别提到了歌德、席勒与海涅等德国经典作家。他告诉德国人民，这些享誉全球的德国文学巨擘的许多作品，早已为中国民众所熟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

　　在重访德国之前的1个多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索契举行的第2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开幕式上播放的短片《33个俄文字母》，涵盖了33个与俄罗斯有关的词语，其中5个代表5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和普希金，他们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主席一口气说出了11位俄罗斯文学家的名字，“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所表达的自己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给俄罗斯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了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巴尔扎克、雨果等12位法国文学巨匠。他说，阅读这些大家的作品，让他“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他娓娓道来：冉阿让、卡西莫多，以及《羊脂球》中的艺术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在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又比如，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在演讲中谈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时，他说道：“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接下来，习近平主席还引用了泰戈尔的好些诗句，泰戈尔“这些优美又充满哲理的诗句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这既是对泰戈尔的致敬，也或隐或显地寄托着他对中印两国未来关系走向的深层思考。

　　在国家层面的外事交往活动中，习近平频频提到东道国的作家、作品，同时也有根据出访国家与我国既有文化交往史，有意识地提到我们自己的作家、作品在该国被译介、传播的情况，从表面上看，这属于外交场合的雅致寒暄。但是，从长远来看，习近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这种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大场合，有明确针对性地提及中外文学交往盛事，这对于消除中国同众多国家的文化隔膜、缩短两国上上下下的距离，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

　　文学互译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了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这既是中印两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经典互译、不断加强人文交流的最新举措，也将给中印两国在21世纪续写悠久的文明交往史带来新的活力。从名单上看，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25部书中，除《四书》《大唐西域记校注》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外，其余23部均为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而侧重点又在中国当代文学，入选的作品有10部，诗歌方面只有舒婷的作品入选，其余均为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非常用心地在多场重要的国外出访活动中推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学交流，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建立在国家交往层面的文化交流活动，其象征性意味远大于其审美性意味；从项目实施与推进的情况来看，中国方面落实得要及时、积极些，外方的相关工作则相对滞后些，在中外互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以中印互译为例，有专家形象地将这种不平衡现象表述为“中译印经典一屋子，印译中经典不满一盒子”。

　　令人欣慰的是，中印文学交往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正在发生积极的改变。无论是中印两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推动的“中国印度经典翻译计划”，或者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已陆续开展的包括“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在内的中印文化交流项目，都必将为深化两国的人文交流带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郁龙余教授说：“中印经典互译应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灯塔，照亮的是一片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的和谐之境。”

　　可以想见，借助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而启动的中印两国文学作品的互译，必将改变印度当代文学在中国“引进的书少、读者少、研究者更少”的状况。反过来说也大抵如此。

　　找到双边审美价值的契合点

　　2016年，是中国外交不断创造新亮点、不断拓展新空间的活跃一年。与这些重大外交活动相伴相随的，是习近平主席对于从国家层面推动中外文学交流格局的持续性更加明显。在对沙特阿拉伯、伊朗、捷克、塞尔维亚等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主席都十分明确、十分用心地保持了他之前每次出访时用文学交流作为促进双边及多边交往润滑剂的一贯风格。

　　比如，1月18日，在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沙特《利雅得报》发表题为《做共同发展的好伙伴》的署名文章。文章中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唐诗名句，来形容中沙两国友谊与合作。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习近平主席的上述主张，不仅仅是处理中、沙两国之间人文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也可以作为认识、指导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文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在做这样的推动工作时，既需要肯定各交往国自身文学的独特意义与价值，也需要明确主张中国文学自身的体系性、传承性与独特价值，从中找到双边、多边乃至整个世界审美价值、审美理想的契合点。

　　领导人的一言一行所具有的示范、引领效应，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魅力。从外部环境来说，因为这些场合的受众层次高，受教育水平高，其影响力或者说传播效果，自是不可小觑的，其间所包含的文化孕育能力，也是极为强大。从人类文明史的长远发展历程来看，一旦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学交流活动反反复复地在跨文化、跨地域、跨语言的文化交流格局发生并累积，它必定会成为改变世界文学发展轨迹、提升人类文明高度的重要推动力量，其生产性意义将造福于人类的全体。

　　习近平主席在外访期间与东道主谈诗论文，是其自身人文底蕴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自然流露。这种谈吐，既勾画了他自己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著、从中享受阅读快乐、获得人生哲理的启迪的心路历程，也传达了他对文学的理解与思考。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充满人文底蕴和人格魅力的多次外访，才一次又一次赢得了访问国民众的嘉许，达到了保持沟通，增进友谊，深化合作的多重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推动国与国之间形成文化、文学交流的良性格局，从国家层面上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营造良好氛围，可谓影响既巨且深。

　　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对外交往活动中，能够因地制宜地为中外文学的交往牵线搭桥、添砖加瓦，那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格局必将不断优化，从而让中国文学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长远的世界格局来看，从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应承担的使命来看，我们势必不能满足于仅仅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的中国，我们更要用文学和文化的交往，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去精心培育与塑造一个文明悠久、民风淳朴、人性良善、作风踏实的中国国际形象，从而引领未来的世界发展方向。这不仅是我们对于世界的深远而伟大的贡献，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强国梦想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