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话说在前面吧，在第一段里就说。这本书写的是DNA——挖掘在你的DNA中埋藏了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的那些故事，并利用DNA来解开与人类有关的神秘之事，而那曾经似乎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是的，我写这本书，即便我父亲名叫基因是一个事实。我母亲的名字也类似：一个叫基因，另一个叫吉音；姓基恩名叫基因和吉音的两口子。除了跟唱歌似的这种可笑之外，多年来这俩名字在操场上也招致了不少揶揄：我的每个毛病和缺点都给追溯到了“我的那两位基因”；等我做了什么傻事儿，大家就咯咯笑，“我的两位基因让我那么做。”我的双亲往下传他们的基因，必定涉及床第之事，这个事实也很难不承认。那就招来双倍的奚落，我完全没有回嘴的可能。

　　长大了，我害怕在科学课上学DNA和基因，因为我知道，老师转过脸去，大约两秒钟之内，就来了那种俏皮话。假如没有俏皮话，那些消息灵通的家伙也在嘀咕俏皮话。巴甫洛夫式的惊恐不安与我如影随形，甚至到了我开始理解DNA是一种威力巨大的物质的时候（尤其在这种时候）。上了高中，我才克服了这种嘲弄；但是，基因这个词，仍然引起好多同步性的反应，有些令人愉快，有些不。

　　话说回来，DNA叫我兴奋。在科学中没有比遗传学更大胆的题目，没有哪个领域敢称以同样的程度推进科学。我说的也不是它在医疗上的那个普通的允诺（普通得老掉牙了）。DNA让生物学的每个领域起死回生，再造了对于人类的研究本身。与此同时，每当有谁深掘我们人类的基本生物学构造，我们就抵抗这种侵略——我们不想被贬低为“仅仅是”DNA。每当有谁谈论要对那种基本的生物学构造敲敲打打，事情就显得可怕到家了。

　　更诡异的是，DNA原来也是一件有力的工具，用来对我们的往昔刨根问底：生物学已经成了别具手段的史学。甚至在最近这十来年，遗传学也翻开了一堆故事，堪比整本的《圣经》；我们本以为那些故事消失了——流逝的时间太多了，留下来的化石或者人类学证据也太少了，难以拼凑一个条理清楚的故事。事情居然是亘古以来我们一直随身带着那些故事，那是百万兆的纪实文本：我们细胞里的那些小和尚，誊写我们DNA在玄暗年代的每一天的每一小时，等着我们快快读懂那种语言。这些故事包括“我们来自何处”这种宏大史诗，以及我们如何从洪荒之纪的污泥进化成了这颗行星已知的最霸道的物种。但是，这些故事却也令人惊讶地涉及个人。

　　假如我有机会在学校里再扑腾一次（除了不可能为我父母重起更保险的名字之外），我会在乐队里选另一种乐器演奏。事情不是因为（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在四、五、六、七、八、九年级中我是吹单簧管的唯一男生，而更多地是因为我觉得，在对付单簧管上的那些活栓、杠杆和音孔的时候，我怎么那么笨。实话说，那与欠练无关。我责怪我的指关节太松，责怪那两个张开的大拇指，跟搭便车做手势似的。演奏单簧管，害得我把手指头扭成了麻花，我总觉得需要咔吧咔吧我的指关节，咔吧得手指头痛。一不留神，一个大拇指就动弹不得，挓挲得发僵，我不得不用另一只手来活动它的关节。单簧管吹得比较好的那些女生能够办到的事儿，我的手指头就是做不到。我的问题是遗传的，是我父母的基因老本给我的遗产。

　　离开乐队之后，对我关于手巧和音乐能力的理论反思一番，没有什么理由了。十年后，我听了小提琴家尼科洛·帕格尼尼的故事。这人太有才了，不得不一辈子辟谣；风传他把灵魂卖给了魔鬼，换得天才。（在他死后几十年，他老家的教堂居然拒绝安葬他的遗骨。）事情原来是这样：帕格尼尼跟他的那位更狡诈的师傅做了交易：他的DNA。几乎可以肯定，帕格尼尼有遗传病，这种病赋予他灵活到病态的手指头。他的结缔组织跟橡胶似的有弹性，他能把小手指往侧面拽得和其他指头成直角（你试试）。他还能把手张开到反常的程度；要是拉小提琴，这就是一个无敌的优势。我那简单的假说，说人“生来”就演奏（或者演奏不了）某种乐器，似乎得到了证实。我早该洗手不干了。我继续调查，发现帕格尼尼综合征多半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还有关节痛、视力不济、呼吸无力、疲劳，这些毛病跟随了这位小提琴家一辈子。乐队在上午做步操乐队练习，我为僵硬的指关节哼哼唧唧，但帕格尼尼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常常被迫取消演出；临终前的几年，他不能公开演出。在帕格尼尼那里，对音乐的激情，与一个天造地设地要把缺陷当优势的男孩完美地合为一体，这多半是一个凡人能够希望的最佳命运。那些缺陷随后也折了他的寿。帕格尼尼或许乐意与他的基因做交易，但他好孬都得兜着。和我们每个人一样，这个交易成了他，也毁了他。

　　DNA不止于讲故事。有些科学家诊断出早已作古的查尔斯·达尔文、亚伯拉罕·林肯和一些埃及法老有遗传病。另一些科学家探索DNA本身，要说出它的深层语言属性，以及令人惊讶的数学之美。实际上，正像我在高中从乐队跳槽到了生物学、历史、数学、经济学，关于DNA的那些故事开始出现在五花八门的背景中，把各种不相连属的学科联系了起来。DNA讲原子弹爆炸中活下来的那些人的故事，讲北极探险家们的那种操之过急的目标的故事，还讲人类濒临灭绝的故事，或者怀孕的母亲使未出生的孩子患了癌症的故事。有些故事，如讲关于帕格尼尼的，科学照亮艺术；还有一些故事，如学者们通过肖像画追踪遗传缺陷，艺术照亮科学。

　　有一个事实，你在生物学课里学过，但起初不赏识，是DNA分子单纯的长度。尽管挤压在已经微小的细胞里的那个微小的橱子里，DNA却能扯到非常远的距离。在一些植物细胞中，有足够多的DNA，能扯到300英尺；在一个人体里，有足够多的DNA从冥王星扯到太阳，再扯回去；地球上有足够多的DNA，能扯过所知的宇宙许多、许多次。我越是追索DNA的故事，我越是看得明白：扯个没完没了——在时间中跟扯线圈似的扯得越来越远，甚至还扯回来，再扯回去——是DNA固有的本质。每一项人类活动，都在我们的DNA里留下法医学的痕迹；无论DNA记录的那些故事讲的是音乐、运动还是搞阴谋诡计的微生物，那些故事合起来讲的都是一个更浩大、更错综的故事，事关人类在地球上的崛起：为什么我们既是自然中的那些最荒诞的生灵之一，也是自然的无上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