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教授在家中接受采访。 资料图片

　　拜访温儒敏教授那天，北京的风格外大。我们刚出电梯门，温教授就迎了出来。走进家里，扑面而来一团暖意，还有氤氲的书卷气——客厅中的一整面墙都是书。

　　2016年春，温儒敏教授迈入古稀之年，可学术研究却更繁重了，他不仅是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也顺利结项。

　　“走向田野调查”，为文学研究带来新视角

　　《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2012年被确立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2009年9月武汉召开的一次会上，温老师就已提出要研究“文学生活”，强调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文学。

　　温老师眼里的“文学生活”是什么？

　　“文学生活就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我们每天接触报纸、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其中就会有涉及文学的内容；家长也会在家里辅导孩子读古诗，这些参与文学的方式都能叫文学生活。而之前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自觉’。”

　　把文学生活纳入研究视野，也源于温老师对当下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足：“目前很多文学研究还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的圈子里内循环，而对文学生活的研究，能为沉闷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窗口”。

　　他举例说，很多批评家认为《平凡的世界》艺术上粗糙，而从文学生活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是近20年各大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小说之一。关注普通读者的反应，往往被文学批评家所忽略。文学生活研究聚焦于普通读者的接受，能让文学研究更丰富。

　　新课题也带来了新挑战。温老师坦言，文学生活研究既是文学的，也是社会学的，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与能力。以前的研究方法只需要读作品，这次要面对实证材料、社会调查和数据，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好的问卷设计要把人逼到墙角。所以我要求研究团队学习社会学理论，尤其是问卷设计和统计方面的知识，同时也在团队中吸收社会学专家。”

　　到2016年项目结项，课题组共进行了关于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文学生产传播、网络文学状况，以及媒体时代的文学接受等多个领域的50多项调查，写成数十篇调查报告。

　　温老师讲了报告中涉及的一个例子，“刚开始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文学阅读量高于一般国民的平均水平’，我们产生了疑问。课题组又在深圳一家企业和济南建筑工程队进行一对一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尽管农民工阅读人数多，但真正喜爱文学作品的却很少，仅占13%，他们只认可与他们生活有关的作品。在上海，打工者读过或听说过六六及其小说《蜗居》的占43.8%，而一般人群仅有21.8%。立足实际的调研，其实是不断纠偏认知的过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要紧跟时代

　　“我上中学时《青春之歌》正流行，大家渴望阅读，又买不起书。老师就把小说撕开，每天在布告栏上贴几页，我们每天跟看连续剧似的挤着看小说。”温老师描述起了自己这代人的文学生活，“后来喜欢看《毛泽东传》，于是学毛主席洗了3年的冷水澡来磨砺意志，这也是文学带给我的一种影响吧。”温老师笑了起来。

　　在温老师看来，所谓“理想读者”并非专业评论家，而是像他曾经那样的一群普通读者。“事实上，正是普通读者的行为所展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和判断形成了一个‘场’，它把作家烘托了出来。”比如郁达夫曾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作者，读者纷纷把他的书作为“枕边书”，从而才成就了那时的“郁达夫热”。

　　温老师认为，这个“场”折射出的是文学作品或现象对社会精神所起的作用，它是可“穿越”的，彼时的流行和当下的时尚可能存在相似点。“文学生活关注大量匿名读者的阅读行为，我们要写出隐藏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并且期待一种知人论世的、能真实显示文学生活图景的文学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研究要紧跟着时代。”谈及互联网，温老师也玩儿得很溜。他有377万微博粉丝，是名副其实的学术“网红”。“我这些年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还担任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部编本’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一线老师希望能有联系到我的平台，这才开了微博。”

　　对网络的关注，让温老师随即把研究视野投向网络文学。课题组人员曾到文学网站“卧底”，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他们发现网络写手要保证足够的点击率，必须研究读者的需求和喜好。“这就强化了文学阅读的社交功能，定期更新和跟进阅读也促进了文学阅读更常态化和规律化。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文学生活的社会学价值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自由地读书”，让阅读成为习惯

　　“我平时什么都看，年轻起就养成了读书习惯。我家除了主卧，每间房子都有书柜，大概有上万本藏书吧。”提起自己的书，温老师神采飞扬。

　　面对不断攀升的国民综合阅读率和稳步增长的图书销售额，温老师在欣喜的同时，也表现出担忧。“现在买书的人多了，但真正热爱读书的人不多。同时很多阅读是碎片化的，读者缺少读书的耐心。信息爆炸，网上各种负面的虚假的东西太多，不但挤占了阅读时间，还容易使人焦虑，产生不安全感。”课题组针对一次高铁运营中乘客阅读情况调查发现，每节车厢约有30%的乘客在使用移动设备，多数在观看微信、视频，极少人读书，哪怕是读电子书。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小学的调查。课题组发现，小学低年级学生读书，特别是课外阅读状况还比较好，但年级越高读书越少，初二之后一路下滑，到高中几乎很少读课外书了。“中小学语文课本来应该让学生在个性化阅读中唤起灵性和兴味，但教育如果只是瞄准高考，就容易扼杀他们的阅读兴趣。”

　　温老师拿出几本教材——这就是2016年9月初新学期开始后，全国数百万小学生和初中生使用的由他担任总主编的语文教材。“4年前我就开始教材编撰工作，希望在教材中增加阅读量。其中一个做法就是把课外阅读纳入教材体制，形成‘教读—自读—课外阅读’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制。”

　　2016年，不论是文学生活研究还是教材编撰，温老师一直提倡“自由地读书”：“年轻人要自由阅读，读些基本的书，不能光是有目的性的阅读。现在很多热销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社会允许多种阅读选择，但不能全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文学生活研究虽已经结项，但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并不会止步。山东大学自2013年年底开办“文学生活馆”，举办公益性的文学讲座，内容涵盖古典、现当代与外国文学经典讲座，延续至今，并还将继续办下去。2017年，温老师和他的同仁准备在山东大学开展《20世纪中国文学生活史》的研究，关注最近100年中国人的文学生活，关注普通人对文学的“自然反应”。

　　离开温老师家，外面的风依然很大。不过，这风更像在推动着我们前往无限可能的文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