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赵本夫很低调，但是很自信。

　　有一年，他到北欧访问，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北欧一位秘书长，秘书长很遗憾地表示，可惜是中文，自己看不懂。赵本夫通过翻译告诉对方：锁到箱子里，等你的孙子学会中文，拿出来再给他看，还是好作品！秘书长听了哈哈大笑道：赵先生真是太自信了！

　　他当然有底气自信！一个作家写出的小说，过个三五年不能看了，写它干嘛？

　　新作《天漏邑》出版了，他照样自信满满：将来从书店买去了，有读者看完了说不好看，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账算我的。我相信读者看完会觉得好看、过瘾；当然，作品光是好看还不行，还要有内涵，耐看。

　　1981年，33岁的赵本夫凭借《卖驴》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张光年很是不解，事后问他：你怎么现在才写东西？无论语言能力还是文字功底相当成熟，怎么现在才写？

　　起步晚，写作慢，厚积薄发，恰是赵本夫的特点。

　　赵本夫写得慢，原因之一可能是坚持手写。最近赵本夫的女儿允芳在他书房里想借用一下电脑发个邮件，结果输入半天文字，电脑上却一点不显示，她奇怪得要命，一检查，竟是键盘和电脑没有连上。问他怎么回事啊？赵本夫无辜地说：我不知道啊！也不需要啊！

　　不过他最近换了新车，兴致大增，正让女儿教他如何导航。这算是赵本夫和新媒体的最亲密接触吧？

　　坚持不用电脑的小说家

　　中华读书报：1981年发表作品起，写了近四十年，您的写作经历过怎样的变化？

　　赵本夫：第一个阶段以最早写的《卖驴》为代表，是为农民代言；第二阶段，写民族的劣根性；现在是不断探索人和自然。好作品超越民族国界，我的文学理念还在一直不断地往前走，胸怀也更宽阔。

　　中华读书报：您至今还用手写小说？不用电脑写作，会不会觉得效率低？

　　赵本夫：是。这是一种写作习惯，不想再改变了。手写感觉踏实，我写作上也并不追求速度。

　　中华读书报：不用邮件，也不上微信吗？博客、微博、微信——是否所有新媒体，您都不接触？您对新媒体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赵本夫：接触较少。偶尔使用微信，但还不太熟练。我尊重新兴的媒体。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上网吗？注意网络文学吗？

　　赵本夫：会开电脑，但因为不会打字，只会点击网页上的新闻，不会搜索。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电子版有哪些？您在签合同的时候，会不会注意电子版的签署？

　　赵本夫：很多作品都签署了电子版权合同，和一些网站也有合作。

　　西方作品救了中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天漏邑》一书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抗日战争，一条是民国的柳先生、以及当代祢五常带学生去考察天漏村的历史。这样的结构有何用意？

　　赵本夫：我的写法不花哨，小说的写法就那么多。所有西方经典文学作品都在书架上摆着，形式固然重要，其实没有太多高下之分。关键是内涵。作品中探讨了文明的进化，也探讨了国家兴旺，无论国民政府中央历史研究所的柳先生，还是当代学者祢五常，都在探索：为什么一个村庄的历史会长过一个朝代？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大意义。中外不论哪一个朝代，不论曾经有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多么优秀的人才，多么英明的帝王，但是那个朝代说完就完了。比如中国的秦朝、奥斯曼帝国、彼得大帝的俄罗斯帝国……可是天漏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能延续下来？甚至超过一个朝代？中国的经史子集都会或多或少谈到兴亡。任何兴亡，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历史学家都会谈出很多道理，但是政治家做的时候很难做到，有很多无奈。

　　中华读书报：这种无奈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情绪。

　　赵本夫：社会上有很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谁能做到让这个社会没有问题？人生也一样，谁都做不到一生无憾。还是要用纵深的、宏大的胸怀看待从古到今的演变。天漏村的生活状态都隐寓在其中了，村里的人没有要求，没有欲望，按自然天性生活，比如天漏村九龙洞的竹简乍册，是由一代代的哑巴完成，没有人去干涉他们真实地记录历史。

　　中华读书报：您写的是老故事，但出手不凡，内容丰富，内涵丰厚，写出了新意，而且有一种中国传统小说的意韵。

　　赵本夫：新时期文学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中国文学受“左”的影响，基本上走向死胡同。西方大量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可以说拯救了文学，大家才知道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于是涌现出很多先锋派、新写实、新状态、寻根，等等。本世纪以来，这些思潮销声匿迹。什么原因？成熟的作家其实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最终应该怎么走。如果写一部作品，读者总能从中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或卡夫卡，一定是一种失败。

　　文学创作应该追求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在我的内心，这个意念一直比较强大——我想写出中国气派的作品，拿到世界上去，别人是不是承认不重要。我不迎合翻译，我只写我愿意写的东西。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东方的哲学思想，它是神秘的、朦胧的、含糊的，中国的价值观念是这样：你是对的，我可能也是对的；西方的哲学思想却是一定要分清是非的：你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看中国古代智者的话，或是一些成语、俗语，很多这样的例子。它们意思完全相反，但却都有道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就是包容，就是和而不同。中国人的观念里，没有那么多是非对错，而是朦胧含蓄，这种丰富性可以导致多种解读，而这正是文学艺术最大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哲学思想也许更适合技术，中国的哲学思想更适合艺术。尽管也有糟粕，但我们也积累了很多中国文化自信。

　　英雄和叛徒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两个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塑造得非常成功，让人过目不忘。尤其对于叛徒千张子的刻画，完全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于叛徒的描写。

　　赵本夫：以前《红岩》里的蒲志高，还有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叛徒有脸谱化的问题。成为叛徒有的是信仰问题，有的因为人格问题。我却从正面描写了一个叛徒。我写这个人只是因为疼痛才叛变。很多叛徒叛变，其实就是因为受不了那种可怕的疼痛，跟信仰没关系，跟人格也没关系。这是一个突破，是对真实的一种还原。

　　我有个五舅妈过去是妇救会长，被日本鬼子捉住后受尽酷刑，但宁死不降，后来侥幸逃生。我多次采访过她。我看到有人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相对男性，女性更少叛变。那么，除了信仰的精神因素，最终是什么导致一个人的叛变？千张子的理由也许有人不相信不认同，但我希望，能够真实地还原他内心的想法。

　　中华读书报：书中几个女性形象耐人寻味，县长檀黛云、七女、武玉蝉，还有汪鱼儿，如何理解她们的不同形象？七女是天漏村的妓女，却让人感觉非常神圣；而汪鱼儿虽然是现代人，但因从小被强暴，最后自杀身亡。是否有意将她与七女形成一个对比？

　　赵本夫：很多文学作品对于妓女的描写，都并不是丑陋肮脏的形象，比如《羊脂球》《复活》。有一些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形象，甚至出身富贵。七女的出现，其实是带着一种母性的光辉，甚至充当了教母的角色。在古老的天漏村，村民对妓女的看法也并没有受世俗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蝙蝠》，就写过宋源和妓女这两个人物，但总觉得写得不充分，总想找机会再写一写。这次，我写的是一种古风。七女在村子里的地位很神圣。对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认真思考过，不希望她被脸谱化。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赋予人物某些理想主义的光芒。

　　而汪鱼儿受过很大伤害，渴望理解，渴望被爱，但是得不到。我文末把她神圣化了，结局类似羽化登仙。我的作品看起来很现实主义，其实充满很强的理想主义思彩，包括妓女、叛徒等等各种小人物，很多都有其向善向美的一面。

　　中华读书报：《天漏邑》写了十年？

　　赵本夫：可以说是对一些问题十年连续不间断的思考，包括对人生、人性、自然、文明的演进等等的思考，对罪与非罪、惩罚与宽恕、忠诚与背叛、灵魂与肉体的思考。

　　我一直追求一种写作状态：不刻意雕琢，而是兴之所至，随着作品漫游行走。这次写作的过程中，很多次我自己都已经不当家了，完全是故事随着人物走。最后写出的是什么，我反而有些说不清楚了。小说里有很多灵动的细节，包括人物设计和故事走向，很多时候都是人随笔走。但这种创作的即兴发挥是有前提的，要有深厚的积累，所谓厚积薄发。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一脸苍白地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绝不可能妙笔生花。

　　著名评论家何振邦曾经写过一篇《地母》三部曲的长篇评论，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认为我们这一代代作家都很清楚，但只有赵本夫依然混沌。我把这句话视作对我很高的褒奖。我一直追求的，就是我们东方文化的朦胧意境，追求意义内涵的这种丰富性，要是什么事情都能三言两语说清楚就没意思了。作家为此要积累很多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精神、情怀的积累。

　　宗教感和理想主义

　　中华读书报：您是如何做这种准备或者积累的？

　　赵本夫：早期我接触文学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我所在的徐州丰县一中，有县里最好的图书馆，藏书非常多。我当时在“文革”通讯报道组（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隔壁就是图书馆。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放电话机。我那时候很瘦，经常从那个电话洞里爬到一墙之隔的图书馆里去偷书看。我在里面挑书，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个同事在外面负责接应。那时候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有一次我正将一捆书往外传，被巡逻的军代表抓到了。他喊了一声，吓我们一跳。没想到他接着又来了一句：能不能给我几本？我们就笑了，赶紧让他挑了几本。

　　我在搞文学创作之前，《中国通史》读了三遍，《外国通史》读了两遍。读完历史，就觉得自己活了几千年了；又接触了大量的文学经典。阅读了大量的国外经典后，就自然而然对当时人发表的一些作品有了自己的判断和不满，发现很多作品都不是真正的文学。后来我因“站错队”下农村工作队六年，这使我真正接触到农村的生活，我也由此积累了很多人生、人性的感悟。

　　中华读书报：您在文坛一直给人以沉稳、从容的感觉。为什么您能如此沉得住气？

　　赵本夫：一是我对自己要求高，不满意不出手。二是和写作目的有关。写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最高要求写，传世不传世、别人怎么评价我不在乎。就像《红楼梦》再好也有人不喜欢。你做人即便是想讨好每个人，但也一定还是有人不喜欢。不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要守住基本的东西，文学作品也是这样。我按自己的心愿写，对得起读者就好。文章是不能瞒人的，不能欺世，不能玩花样，要有诚意。现在会看的人太多了，千万不要小看你的读者。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写作理念是一直追求的吗？

　　赵本夫：一是好的作品要有一种宗教感。这里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是佛教，是一种执着，让人崇拜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倒，我认为就是源于一种执着的精神。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经历多少苦难，我们的民族都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对每个人都有启发。二是理想主义。我当然知道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就像我知道不会“天下无贼”一样，但我仍然会呼唤，呼唤善意，呼唤完美，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产生对理想对前程的一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