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丘吉尔》（美）阿瑟·赫尔曼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曼德拉和甘地是两位圣雄式的人物，前者作为非国大的领袖，经过几十年抗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握手言和，实现了南非的种族和解。后者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如果说，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德克勒克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展示了南非实现政治和解的全部过程，那么，《甘地与丘吉尔》（阿瑟·赫尔曼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则展示了印度独立的曲折历程。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在印度偏远小镇，虔奉宗教，19岁时，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赴伦敦求学。取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律师资格。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1893年，有个来自南非印度穆斯林人请他处理一宗的案子，并答应支付105英镑的报酬，甘地便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

　　通过英布战争，英国在1902年使得南非和印度一样，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这里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他在南非参与了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在此过程中，他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后，他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

　　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诞生于英国贵族家庭，1895年2月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入伍， 1896年，丘吉尔随部队调往印度。1899年9月，已经辞去军职的丘吉尔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英布战争。在随英军士兵行进途中被后成为南非总理的史末资所俘虏，丘吉尔虽然是随军记者，但是因其携带武器并参加战斗，布尔人拒绝释放他。1899年12月，丘吉尔独自一人越狱成功，在当地一个英国侨民的帮助下逃到了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英国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的名声大噪；1900年3月回到英国，丘吉尔决定抓住机会，从此踏入政坛。1910年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1911年10月转任海军大臣。其后几经沉浮。

　　甘地与丘吉尔只有一面之交。1906年11月28日，作为殖民地副大臣的丘吉尔，接见了在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作为英籍印度人代表甘地。丘吉尔对甘地印象很深：在谈判中，“他极富技巧，且态度坚决”。由此开始，两人都在为本民族的利益与对方博弈。他们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塑造了20世纪的历史。《甘地与丘吉尔》呈现了他们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事业和殊死较量。他们领导各自的民族承受了种种痛苦，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两人之间意志力的长期比拼，最终决定了两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最终，两位巨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同时遭到惨痛的失败。由于甘地不屈不挠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独立之后的印度宗教仇杀不断，国家一片混乱，甘地利用自己的威望与绝食帮助平息了大规模教派仇杀，自己却成了教派冲突的牺牲品，1948年1月30日下午，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古德斯对准甘地连开三枪，79岁的甘地当即身亡。

　　迄今为止，甘地与丘吉尔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很多国家受到推崇。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甘地并非凭借自己的感召力、道德形象和抵抗精神而成为圣雄。例如，《甘地与丘吉尔》即认为，“甘地接二连三实施的绝食抗议行动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德高望重，而是因为人们担心，万一他因绝食而死，必将爆发全国暴乱。因此，迫使英国政府首先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是由于暴力行动，而不是因为非暴力抵抗。”

　　在甘地生前，出于自身的成功的经验，1938年11月，甘地曾建议犹太人用非暴力抵抗的方式反抗希特勒，显示出其极为幼稚可笑的一面。犹太领袖马丁·布伯写信反问道：“圣雄，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和快速杀人的方法？”1939年，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甘地曾致函希特勒呼吁和平，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对照南非的历史经验，甘地能够成为圣雄，并成就其为之献身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英国这个理性的对手。可以想见，在被纳粹占领的波兰等国家，武装的反抗尚且被强力镇压，非暴力抵抗将毫无作用。甘地的绝食和非暴力抵抗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顾大局、讲道理的殖民国家英国。与之类似，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最后能通过和平方式从德克勒克领导的白人政府那里获得权力，也是因为南非的白人政府在白人内部实施的是自由民主法治，而德克勒克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而且负责任的政治家。如果是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反抗者将死于集中营。在极权主义的强力控制之下，不要说抵抗运动，即便是异议分子也难以幸免。在生命尚且不保的情况下，其投身的事业显然难以获得成功。

　　因此我们可以说，圣雄甘地的英雄形象不仅仅是他个人奋斗而获得，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政府“成全和制造”的结果。平和的非暴力抵抗，只有面对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国家才有效。正因于此，在反抗暴政时，革命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