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曾国藩没有再推辞——六月初三日（7月13日）接奉谕旨，初七日即从家出发，十二日抵长沙，与骆秉章左宗棠会商军事，并于十七日（7月27日）具折恭报起程日期。咸丰收悉后，朱批给予表扬，“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注释，《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874页）

　　随着曾国藩的再度出山，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和好如初。根据《曾国藩日记》，从六月十二日到十九日在长沙这8天，曾国藩和左宗棠天天见面、商谈军务——甚至，六月十七日，虽与湖南巡抚骆秉章谈至很晚，但曾国藩还去找左宗棠聊天至二更。十六日中午，左宗棠更是设家宴招待曾国藩等。（注释，《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7月第1版，第245、247页）足见此时俩人关系之好。

　　自曾国藩奔丧之后，曾国藩左宗棠二人已经一年多没有通信。如今能重归于好，他们二人是谁先低头认错的呢？

　　是曾国藩。

　　在家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对自己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多次表示，回想历年来所办之事，深感不当之处很多，内心十分愧疚。（注释，《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66页）

　　而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能重新通信，曾国荃功不可没——是他劝曾国藩给左宗棠写信的，“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音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注释，《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9页）这封写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5月7日）的书信表明，虽有弟弟相劝，曾国藩还是放不下面子，他和左宗棠都在湖南，相距不过几十公里，却舍近求远，即使写信也先寄给远在江西的曾国荃，让曾国荃转递给左宗棠。

　　曾国藩没有食言，他真的给左宗棠写了一封信。在四月初九日（5月21日）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说，“再，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注释，《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83页）如果曾国荃觉得不行，他还可以再写一封。由此可见曾国藩向和左宗棠和好的诚意。

　　曾国藩在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呢？由于曾国藩写于咸丰八年正月至五月间的信件丢失，因此各个版本的《曾国藩全集》都没能找到此信。但从左宗棠四月二十六日（6月7日）的复信中，我们还是可以推知曾国藩书信的主要内容——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持。……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注释，《左宗棠全集书信一》，第305页）

　　由此可知，因为曾国藩奔父丧后不出山之事，曾左二人竟然一年未通信。这次在信中，曾国藩检讨自己“晰义未熟，翻成气矜”——在守孝一事上没有候旨即擅自行动，表明自己并没有真正明白忠孝的大道理；不仅如此，还不听左宗棠的规劝，自尊自大认为自己所作所为就是正确的。一番检讨之后，曾国藩希望求得左宗棠的谅解。接到曾国藩书信后的左宗棠，十分高兴，“喜慰无似”的同时自我批评自己过于“负气相持”，检讨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负气、赌气的毛病。

　　彼此一番自我批评之后，曾左两人重归于好。但应该说，曾左和好的第一步，是曾国藩迈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