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明清时期各种陶瓷碎片 吴顺东摄

　　湖湘之地在古时素有“南蛮”之称。然而，近年，一把考古铲“铲出”常宁古文明，在常宁市湘江、舂陵河、黄沙河汇流处水口山镇小洲村发现的商周“江洲城址”，涵盖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再到唐宋及近古三代人类生产活动的痕迹，发现了大量的印文硬陶纹饰，包含了我国迄今为止已知所有纹饰类型，还有从未发现的纹饰出土，可了解常宁在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准；城内面积18万平方米，推断乃商周时期一座大城池，媲美中原地区王城，是当时湘南乃至华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促进对历史悠久的湘江流域文化的研究。

　　3000年前18万平方米的“超级古城”

　　常宁在湘江、舂陵河、黄沙河三江汇流处，在千万年的泥沙冲积作用下，形成了一片肥沃的三角洲，三面环水，低丘起伏，平畴连绵，如今生长着茂密的乔木，然而，在这片土地下，一座神秘的“超级大城”长眠于此，一直不为人所知，历代文献也没有记载。

　　2014年底，一把考古铲从这里“铲出”惊喜，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吴顺东带领一群考古人员破开土层，发现了这里夯土城墙、护城河、古窑址痕迹，一片片网格纹、回字纹的陶器残片从地底翻出，一座规模罕见的商周古城，慢慢地浮现在世人面前。吴顺东将这处古城遗迹称之为“江洲城址”。

　　犁头嘴三角地带与小洲开阔台地间，约呈南北向横亘着一道高出现地表 2 米至 4 米，残长约 85 米，顶宽 4 米至 8 米的“土堤”，经解剖确认属于典型的人工夯土建筑物，属古城墙性态。

　　南北走向的东城墙、护城河、城壕……似乎完美的防御圈和分布范围、平面格局，不难推测，这很可能是“双城”模式，即最早一期城池覆盖至今仍见残墙的犁头嘴区间以东；之后规模渐大，续建西城于今小洲上一带台地之上，而东面小城亦沿用未废。东城三面环水，加一面人工城壕即可。西城可资利用的天堑则仅有东、北两面，西、南均需增设护城河才能构建起完整的防御圈。至宋代前后，或为因袭并增补前人旧城以为堡垒式聚落，或者化而用之为纯粹防洪水的堤防了。

　　随着考古的发掘，在城墙基础部位，发现了绛褐色土壤，这是时代特征鲜明的早商土壤，而在城墙和壕沟（护城河）的交叉点，还发现了商周古窑址特征的红褐土；随着考古发掘深入到地下十几米，发现了夯土城墙的基槽。在基槽里，还发现了当年建设城墙时留下的跳板槽，以及炭化的芦苇炭粒、护城河和城墙内发现的木立柱炭化颗粒……无不让人推断，数千年前，这里的土著居民最初是靠北紧挨着湘江群居，但随后渐渐南移，离河岸越来越远，城市也越来越大。到商周时期，这座城池光是城墙的建设工程就已堪称浩大。

　　据测量，目前已发现遗存的古城墙、护城河等遗迹规模宏大，城墙最宽处竟有10余米，足以并驾行驶马车，而高度约10米，城内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基本确定是商周时期一座“超级大城”，面积如此庞大的城池，就算是在西汉，也相当于两个县城的规模，而在商周时期，则足以媲美中原地区的那些王城，这在整个湖南地区都极为罕见。大气磅礴的城址，不难想象这里曾经的繁华，是当时湘南乃至华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青铜冶铸遗址发现年代久远的炭粒 吴顺东摄

　　印纹陶饰堪称岭北“集大成”者

　　随着考古的发掘，发现了遗存的商周窑址、冶炼遗址、铸造加工等遗迹，这把水口山采矿和冶炼历史提早了2000余年，这也为20世纪60年代湖南常宁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牺首兽面纹方尊之谜，提供了实物证据。

　　在东城墙不远的犁头嘴区域，发现了较为集中的窑炉遗迹和大量矿石冶炼后所剩余的矿渣，吴顺东颇感兴趣。

　　“商周时期，冶炼铸造是极其重要的行业，是国家或者城邦的核心竞争力。如此密集的窑炉遗迹，应该是当时的城市统治者有意为之，将冶铸作坊集中安置在一处，统一管理，从而形成规模化生产。按常理，这么重要的区域绝对是在核心地带，并有重兵把守，怎么又会把它布置到城市边缘呢?”吴顺东饶兴推测，或许这片“冶铸区”也是当时城中的中心区域之一，其地位等同于城市统治者的生活办公区，暂且把它称为“禁城”或者是城中城，而已发现的东城墙，其实只是保护“冶铸区”的内墙。如果真是那样，那么真正的东城墙还要往东延伸，这座商周古城的面积有可能比之前所测算的还要大。

　　在古城遗址中，多有典型的西周时期文化遗物集中出土，印文硬陶纹饰种类、数量众多，涵盖了我国迄今为止已知所有纹饰类型，还有从未发现的纹饰出土，其丰富程度足以比肩两广而傲视赣浙的同期文化遗存，堪称岭北几何印纹陶艺术之集大成者，足见这里当时在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水准。

　　吴顺东介绍，从发掘印文硬陶纹饰中，可以发现商周时期的常宁人，就表现出浓烈的早期土著越人的审美特征。最初，人们为了增加陶器表面的摩擦力，以便于把持，制作了一些简单的竹木模板，然后在陶坯上拍打出各种不同的纹饰，然后才进行烧制。后来，这些纹饰渐渐融入了美学思想，在陶器上刻画一些具体或者抽象的纹路，有网格纹、斜四方形纹、回字纹等，蕴含着信仰的因素。

　　在考古人员展示的一片陶罐残片上，吴顺东说，从旧时代到商周以及明清时期的许多陶片上，可看到工整的网格纹。这大约是因为，人们以打鱼为生，渔网是他们维持生活的必备工具，于是渔网就成了他们的一种艺术题材。

　　在许多陶片上，我们看到了对称分布的网格纹、斜方格纹、回字纹。吴顺东认为，斜方格纹，可能是从渔网中抽象而来的一种几何纹饰。而回字纹，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经典纹饰，在中国古建筑、家具、古典陶瓷上很常见，它是以横竖折绕组成如同古“回”字形的一种汉族传统几何装饰纹样。回字的字形源自于水在流动时产生的旋涡形态，回字纹具有非常鲜明的水乡气息，回环反复，延绵不断，寓意“富贵连绵、吉利永长”。

　　先秦文明改写“南蛮”历史

　　清同治《常宁县志》载：常宁，周朝以前属荆，战国时属楚，秦汉时属耒阳县，三国吴孙亮析耒阳西南地置新宁、新平二县，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并新平于新宁县，属衡州。南北朝属衡阳国，隋朝属衡州总管府。唐天宝元年(742)改新宁为常宁，属衡州郡。五代及宋属衡州。元至元十九年(1282)升为州，无领地，属湖广行省领北湖南道。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降为县，属湖广布政使司衡州府。清属衡永郴桂道衡州府。

　　唐代以前，常宁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历朝历代常宁所属地域标注。但在商周时期有如此宏大的城池“江洲城址”，必然代表这里国力强盛，为何历代文献中都没记载?

　　吴顺东解释说，在古代中国，对胡、越之地历来都有“蛮族”之称。早在商周时期，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土著原居民被称之为“越族”。实际上这些“越”是众多族群的泛称，各有种姓，互不所属，或称“吴越”(苏南-浙北)、或称“东瓯越”(浙南-闽北)、或称“闽越”(闽南)、或称“扬越”(江西-湖南)、或称“南越”(广东)、或称“西瓯越”(广西)、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广西南部)……故而又称“百越”。而“江洲城址”的缔造者很可能就是百越中的一支“扬越”。

　　吴顺东满腹经纶，侃侃而谈，当时中原地区才是中央王朝管辖区，由于交通工具和社会环境的限制，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很难达到或者全面控制“胡”“越”之地。“江洲城址”上生活着的土著越人，就在相对稳定同时也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如同一个独立王国，一代接一代的生活和发展着，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土著越人特色的早期文明和各种工艺技术，这一点，可从此处大量出土的、印有明显象形文字雏形花纹的硬纹硬陶残片得到佐证。

　　江洲遗址（犁头嘴城址）的发现，一举实现了湘南商周文化时期同地高等级聚落、高规格夯土建筑物、高标准器用体系三项零的突破。该遗址也是迄今所知湘南乃至于整个湖南唯一可望担当起商周考古学文化序列构建重任，加速推进湖南先秦文明探源进程，为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之谜提供金钥匙的关键所在。

　　随着对“江洲城址”调勘工作更深入的开展，或许会有更多新发现浮出水面。无疑填补了常宁以及湖南历史的一段空白，极大地促进对历史悠久的湘江流域文化的研究，将改写“南蛮之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