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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文学要把社会更宽广的东西写出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 编辑:王嫣 2017-03-13 1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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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相继发布了小说《三只虫草》《蘑菇圈》和《河上柏影》,被称为“自然三部曲”或“山珍三部”,写的是虫草、松茸和岷江柏,都是生长在青藏高原、又被当今的消费社会过度消费的植物。阿来的议案也和环保有关,2013年呼吁维护生态安全“底线”,2014年为推进自然保护区立法支招,去年的议案则涉及野生动物、珍稀植物的保护。2017年两会,阿来的焦点放在了哪里?

  最重要的公平是教育公平

  “今年我的关注点换了。”阿来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他关注的是边远地区教育问题。

  无论是关注环保还是教育,当然都和他的写作有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阿来的写作方式,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然后到生活现场去切身感受。比如写《格萨尔王》,他断断续续用两年多时间,跑了三十多个县,几十万平方公里;写《尘埃落定》,他阅读史料并实地考察三年多,每一个细节做到有史可依,还原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作家并不只是坐在书斋之中凭空想象,他为作家这个词做了重新注释。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很多不被大多数人看到的东西。“多数人大代表的工作可能在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关注自己行业多一点,而作家经常深入生活,到处看,看到的也多一些。”阿来说,作家算是代表中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身份可能会超越个人,更关注公共话题。

  一个边远地区的县城里,有一所中学,上千号学生,高考没有一个上线的,或者上线也是零零星星,不超过两位数。在阿来的走访中,这样的学校大量存在。他发现,国家对边远地区教育大量投入,但投入都集中在了硬件上,把过去比较偏僻、条件不好的小学归并起来,建立一些比较大的学校,房子盖好,孩子都寄宿,伙食费也都由国家出,但这还是没有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住好房子当然可以,但谁有听说过,住好房子出来的人就聪明呢?吃饱吃好当然好,但谁又听说过,吃得好的人学问就多呢?”

  同时还存在一种没有得到适当管制的“竞争”现象,条件好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了好的教育资源,大家都愿意去,而边远地区稍微有一点名气的教师,迅速就会被挖走。不仅挖好的老师,好的学校还去边远地区挖好的学生、尖子生。这样产生叠加效应,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并不是说偏远地区学校教育认真不认真,而是教育水准问题。“你想,剩下的这个学校的教学楼再漂亮、修得再好,没有好老师,好学生,教学质量怎么会好呢?”阿来指出,这也造成了学风的涣散,剩下的老师和学生难免就会觉得“我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人”。家庭条件好的、有点经济收入的,会把孩子送到城里好的学校,一般收入的家庭也不想亏待孩子,一年花几万把孩子送出去,这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孩子十来岁就不和家庭生活在一起,亲情淡漠。

  “今天的我们讲社会公平,我觉得真正关乎私人公平的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公平。”阿来反思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好的老师走了,好的学生走了,然后家庭条件好一点的学生也走了,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人,那些出身贫寒的农民子弟、普通工人子弟,甚至那些普通小公务员的子弟。教育抓住的是少数人,却放弃了大多数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阿来看到有些人靠个人力量去支教,这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变成一种国家行动。他认为,发达地区不应该去贫困地区抢夺资源,而是应该反过来去支援,这才正常,全世界都是这样,中国人也应该有这种意识,而且国家要有适当的政策来保护、扶助边远地区。

  文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往前走的

  关注环保,关注教育,阿来也关注着藏区的文化。在阿来看来,文化是一个进程,是往前走的。今天的藏族文化特色鲜明,“我们很多人认为它自古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是的。”两千年前佛教还没有从印度传入,西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阿来说,这说明文化是发展的,随着社会进步,有些东西一定会消失,新的观念、新的生存技术也在产生。比如过去用牛耕地,农民都知道很麻烦,用它几天,一年四季都要照顾它,要喂它吃东西,要放牧在山上,还要管它别被狼和豹子吃掉,它还可能生病,后来拖拉机一出来,农民觉得拖拉机多好啊,加点油就干活,不用时扔在一边,工作效率也高多了。这样一来,过去围绕牛产生的那一堆文化就渐渐消失了。“如果我们说为了保护这种文化,你们不要用拖拉机还用牛,这是不行的。”

  古老文化中也有很多糟粕,是一体两面的。比如说佛教信仰,都说有信仰好,但很多人去拜佛只是希望孩子高考考高分,希望有所获,这不是真正的信仰。比如有人说保卫四合院,实际上四合院地方窄窗子小,生活各种不便,那些人是自己住在楼房里说空话。阿来说,“我们不能为了文化而文化”,有些风俗习惯是和生产生活连在一起的,如果说保存传统文化,我们要保存的是哪一段呢?保持夏朝的还是商朝周朝的,或者汉朝唐朝的?“文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不断进步的,我觉得人不应该过多去干预这个过程。”

  时代在进步,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阿来小说中映照出的消费社会的贪婪。阿来认为,我们现在精神和物质不够平衡,变成了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社会,今天的新文化被消费主义笼罩,并不那么健康,也造成对环境、对一些该尊重的东西不够尊重。精神文化是从过去延续到当下的,与其说是保存古老文化,不如说让我们的电影电视不要那么娱乐化,多传递一点正能量的、高雅的、精神性的东西,“不在于有没有旧文化,而在于我们创造的新文化健康不健康,这才是真正有生长性的”。

  我们写人性的恶特别大胆,有时候太多了一点

  一切都和阿来的文学观有关。阿来的文学是厚重的,明亮的,泛着青铜的光泽。在阿来看来,如果只把文学看作是特别纯粹的、跟社会生活没有关系的,那是一种比较狭窄的艺术观念。作家不可能跟社会没有任何关联,而作家要真正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跟作家对社会的认知有很深的关系。文学可以写阴暗,但并非单单是要去写阴暗,“我们写人性的恶特别大胆,互相揣摩,有时候太多了一点”,阿来不欣赏这类小说。他认为,文学要把社会更宽广的东西写出来,即便往往持有一种批判的质疑的态度,也要有一个更高的视野,而不是个人的感受和情绪的发泄。像《三只虫草》,现实是残酷的,温暖却是其底色。“现在文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我们把情节处理得稍微温暖一点,好像就是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了,但我觉得文学不是这样的,文学还是要鼓励人,要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让人发现美好。”

  另一方面,好的文学不是站在作家个人的角度,而是尽量站在书写对象的角度来思考。阿来说,现在很多作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总是俯视别人,自认为是精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里面不好的部分。文学创作应该将心比心,想一想你是他的话,你又该怎么办?阿来深入生活,并不只是去找老百姓,而是去了解小说涉及的种种人物,包括官员、商人等,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仔细揣摩。他指出,社会构成是复杂的丰富的,社会各个阶层、方方面面构成了立体的社会,仅仅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会对世界产生不太全面的看法。

  走到社会深处去,阿来还在继续。在他驻地宾馆的桌子上,还摊开着一摞书,和一台随时准备工作的电脑。他正在写一部或一篇新的小说,“我写这个东西,要考察的地方很偏远,离成都要两天车程,我已经去了五次了,资料我也都带着随时看”。阿来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知识分子情怀,都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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