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否真的从不送礼、从不收礼呢？

　　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左宗棠一生，既送礼，也收礼。当然更多的是，他在谢绝别人的送礼。如果不是好友，即使收了，他会回赠礼物或折价返还。不过，现有史料确实没有找到左宗棠主动索礼的记载。

　　1 左宗棠曾经收下过哪些礼物？

　　现存文献中关于左宗棠为官后收礼的最早记载，见于同治二年（1863）。这年四月，前闽浙总督耆龄的中军郭什春（相当于总督的卫队长），受耆龄之命派人给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送来闽浙总督关防大印的同时，还给左宗棠带来福园膏和印泥。应该说，都不是什么贵重礼物。但历来对“僚属馈送，向不收受”的左宗棠，并不想因此破例。当时正在浙江指挥作战的他，觉得再将礼品送回福建过于麻烦，便亲自给福建布政使张佑之写信，要求张佑之将礼品折算成银钱，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扣还。

　　收下礼物后折成钱款给对方，是左宗棠比较常用办法。

　　同治七年（1868），当年福建部属彭光藻给正在西北的左宗棠来信汇报当年左所关注的城河已经开通了的同时，送来两斤燕菜。左宗棠将燕菜与将士分享后，折价把钱还给了彭。

　　同治八年正月初十日（1869年2月20日），收到好友周荇农从京城送来的狐白裘后，左宗棠赶忙让在京城的另一好友夏芝岑帮着还给周百两银子。

　　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收到部将金运昌所赠送的貂冠、狐裘、茶叶、砚台等礼物，左宗棠除回赠阁贴等之外，还附上了三百两银子。

　　酬偿之余，左宗棠还特地解释，希望金运昌“幸毋疑却”、切莫多心。真是够为难的。

　　声称“于僚属馈送，向不收受”的左宗棠，为何会收礼呢？主要是考虑到路途太远，礼物往返麻烦，因此他便采取折中的办法——收下礼物、返还金钱，如此一来，就等于这件礼物变成自己买的了。

　　但过于贵重的礼品，即便是路途再远，左宗棠也会送回。

　　光绪四年（1878），胡雪岩从上海给远在甘肃的左宗棠送来了一架金座珊瑚顶、一支大人参等，以感谢左为其奏请到黄马褂这一殊赏。对于这一贵重礼物，左宗棠就不敢收。虽然当时他在甘肃，与在上海的胡雪岩远隔关山，但还是将原物送还，“惟金座珊瑚顶并大参二件，品重价高，断不敢领”。为了不让胡雪岩过于难堪，他给胡去信解释，说自己向来不用贵重的物件，并非别的原因，只是天性使然。

　　在收到的林林总总的礼物中，有三类礼物，左宗棠处理得比较特殊：

　　一是老百姓送的万民伞以及庆祝左宗棠生日的寿幛寿联，它们是对左宗棠治军和为官的褒奖，在左宗棠看来是民意的体现，因此他都收下了并悉心保存、送回老家。

　　第二类是满族同僚所送礼物。咸丰同治之前，朝中重要官职，一般多是满人担任。直到咸丰、同治年间，因为在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中表现出色，汉人才逐渐受到重用。左宗棠在书信中，虽然经常看不起满人，称他们为“丰镐旧家”，暗指他们没有本事只是凭祖辈功劳吃饭。但在日常交往中，左宗棠对满人还是十分客气的。

　　同治十年（1871）春节前，宁夏将军穆图善送给左宗棠的儿子一顶貂帽。左宗棠收下了的同时，回赠了貂皮便帽一顶、鱼翅二斤、海参二斤、蟹黄一匣、茶叶一匣、贡枣一匣。此后，还送去马鹿、马鸡以及书扇笔墨等礼品，所回赠的礼物远比穆春岩所送的丰盛多了。

　　第三类是外国人所送的礼物。德国人日意格是福州船政局的监督，一直在为船政局造船、培养华人技师而奔忙。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同治五年所倡办，历时五年后初见成效，日意格也准备回国。临走之前，他给左宗棠送去器皿和名酒。同治十三年（1874），日意格来到甘肃见到左宗棠。他利用左宗棠不了解情况的漏洞，使得左宗棠答应为其支付生活费、工资等银近三万两。后经沈葆桢发觉才得以制止。否则，左宗棠就得自掏腰包了。这真是应了“宴无好宴，礼无好礼”的古语。

　　至于像好友袁筱坞、沈应奎、杨昌、谭钟麟等所送的鱼、竹笋、凉席、布、茶叶、糟鱼、火腿、扇子等等，左宗棠一般都会笑纳并回赠价值大致相同的地方特产。或许在他看来，这些特产，只是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并无请托求情之嫌疑。

　　2 左宗棠送得最多的是给京官的“炭敬”

　　左宗棠虽一生清廉，但身在官场，他不能免俗，和收礼相比，他做得更多的，是送礼。比如，他给恩人潘祖荫送去大盂鼎之事，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述及。而给京官的冰敬、炭敬，则是其送礼的第一大项。送礼的对象，上至军机处大学士，下至普通御史。

　　清代官场，陋规极多，送礼的名目也五花八门，仅常规项目就有冰敬、炭敬、别敬、团拜等。“冰敬”意思是孝敬京官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意思是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是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此外，逢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另有“水礼”，同乡、同年还有“团拜”名目，大概意思就是每年新春“团体拜年”。

　　光绪年间曾任吏部主事(正六品)的何刚德，在他的回忆录性质笔记《春明梦录》中说，道光咸丰以前，外官馈赠京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但同治光绪以后，冰敬只有军机大臣有之，其余的只有炭敬。炭敬数目自八两起，最多一般是三百两，军机大臣按例为三百两，但也有军机大臣不收。其余按官阶大小、奉托重轻、交情厚薄多少不等，后来则渐渐变为重官阶而轻交情了。

　　左宗棠送得多的，主要是炭敬。这项工作，一般在春节前十一月开始启动。

　　从现有资料看，左宗棠送炭敬，最早始于同治四年（1865），此时他已为闽浙总督。这年十一月，身在福建琯溪行营的左宗棠写信给在京城的好友夏芝岑，请其帮忙办理送炭敬之事，并告诉夏芝岑，所需银两，已让管理自己养廉银的福建布政使周寿珊寄出。为了办理方便，左宗棠在给夏芝岑的信中，还单独附上要送礼的京官名单。

　　同治八年（1869），由于已到二月还没有收到夏芝岑办理京官炭敬情况的来信，左宗棠赶忙去信询问，去年腊月就已经将银两和名单寄去，是不是信行耽误了？

　　左宗棠不仅给京官送礼，而且送上之后还写信去告诉对方。比如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左宗棠就给时为户部右侍郎的温葆琛写信，告知十月曾托在京好友李筱轩送去炭敬，敬祈笑纳。

　　温葆琛可谓有恩于左宗棠：道光十五年（1835），第二次参加会试的左宗棠本来已经被录中为湖南第十五名。不料在发榜前说湖南多录了一名，要将这一名额让给湖北。时为同考官、户部侍郎的温葆琛极力争取，但还是不行。最后，左宗棠只是被录取为史馆誊录（所谓誊录，相当于文书，就是在史馆负责抄抄写写等低级工作的人员。工作如果表现得好，也可“积资得邀议叙”，将来或许有机会外放做个小官）。左宗棠虽拒绝了“誊录”职位，但对温葆琛依然心存感激。

　　送完礼后，还写信给对方，详细告知时间、由谁帮忙送去。可见在当时，送冰敬、炭敬这种本为“潜规则”的行为已成十分惯常的“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