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

　　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一句名言，而种子就是万物生长之根基。一粒种子是那样卑微而渺小，看似寻常和简单，一旦放到显微镜下，竟是那样复杂而奇妙，它支撑着物种的基本构造和性能，蕴含着宇宙、物质、能量、结构、变化等信息，储存着种族、孕育、生长过程的生命密码。

　　人类也是生物界的物种之一，每个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生命密码。所谓生命密码，据说源自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理论》，在他看来，每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就是人生拥有的第一个数据，也就是人生起始之根基。他费尽一生心血探索数字与生命的奥秘、与宇宙的关系，试图通过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绘出人生的密码图，从而解开一个人的天生潜力和性格特质，经由身、心、灵的不同层面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捕捉每个人身上潜藏的价值和能量，从而实现自己最大的人生价值，同时还可以帮助你认识别人，更智慧地与他人相处，更有效地调整我们的人生资源。对此，我是充满疑问的，这里，即便我们假设生命密码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生命科学，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也仅仅只是定数，在天地造化和波谲云诡的岁月里还有太多的变数，在决定着人生未来的命运，更何况，所谓定数也并非那么确定，很多当初似乎一目了然的事情，在岁月嬗变中也会有阴差阳错之感，人生中往往充满了错位对接的命运。

　　说来奇怪，袁隆平这样一位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杂交水稻之父，在关于他的如此繁多的生平简历和各种传记里，对他的生日，迄今还没有一次书写是正确的。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是2010年出版的、由辛业芸访问整理的《袁隆平口述自传》，据该书附录的《袁隆平年表》记载，袁隆平于“1930年9月1日（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记载说，他生于1930年9月7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岁月的错位，也许与那兵荒马乱的世道和我们主人公颠沛流离的童年岁月有关，模糊记忆中难免会出现偏差，连他本人在八十岁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确凿生日，更不知谁是第一个把他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直到一个婴儿的出生证据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历史档案里被重新发现，最终才还原了一个属于他的确凿无疑的诞生日：Aug，13，1929 ——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他不是属马而是属蛇，也就是小龙。对于一个此时已年逾八旬的老人而言，这是一次迟到已久的生命确认。对此，一辈子大大咧咧的袁隆平先生倒是觉得改不改过来无所谓，多少年了，他早已习惯了9月7日那个生日，习惯成自然。但对于一个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必要的矫正，从而确立了一个正确的生命开端。

　　那份出生证据是打印的，除了打印文字，其余的空白则是用繁体中文或英文填写，左上页填写的是一个婴儿的生命信息和家庭信息：袁小孩，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原籍江西德安城内；右页中间为袁小孩出生时留下的脚印，上面还有那位为袁小孩接生的妇产科大夫的英文签名：Qiaozhi Lin ——林巧稚！一个女性娟秀、端正、一丝不苟的笔迹，绝不同于如今医院里开出的那些如天书般的病历或处方，这让我一下辨认出了一个伟大的名字，第一个把袁隆平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竟然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这一发现也让袁隆平先生充满了惊喜和荣幸，“最近欣然获得了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证据，并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接生的”。

　　林巧稚大夫生于1902年，恰好与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同岁，那年她还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姑娘，就在她为“袁小孩”接生的那年，她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并获医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不过那时还难以预料，她将成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并将在未来岁月里开创很多个第一：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她是否又预料到自己将成为“一个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富的母爱；没有子女，却是拥有最多子女之爱”的万婴之母呢？而眼下这个躺在她怀抱里的袁小孩，只是她一生接生的五万多个婴儿之一，当一个柔弱的女子搂着一团柔软的血肉，又怎能预料到，这个还没有命名的袁小孩，将在未来岁月里成为一个以拯救亿万生命、让人类远离饥饿为天职的“杂交水稻之父”？

　　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也藏满了无尽的、未知的秘密，很多的秘密都是无解的，即便有解，不走到那一天，你也无从得到那个最终的解答。而对于每一个接生的婴儿的未来，林巧稚大夫还一无所知，她要做好的是眼下的一切，一方面她在忠诚地履行一个妇产科大夫的天职，一方面她也带着一个女性天性中的母爱，悉心呵护着每一个刚从流血的母腹中降生的生命。她握着袁小孩柔嫩的小脚丫印在一张白纸上，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在一张白纸上印得清晰而端正，而在这脚印的旁边则是她同样清晰、端正的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他在母腹中发育得相当健康，一个七斤多的、结结实实的小子。林巧稚大夫兴许又发出了她那惊喜的欢呼：“又是一个胖娃娃！”——在林巧稚大夫的一生中，她时时刻刻都在情不自禁地发出迎接一个新生命的欢呼：“产钳，产钳，快拿产钳来……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上接生三个，真好!”——她为此而欢呼了一生，这也是她在弥留之际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临终遗言，而是对生命发出的生生不息的呼唤。

　　无影灯下，一切安静如无声的镜头，而细数岁月流年，回首便是饥饿与死亡。

　　就在袁隆平出生的那段岁月，全世界都发生了大饥荒，那在世人眼中如同天堂一般的美利坚，在经济大萧条中有数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而中国从1928年到1930年，在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中，大西北和华北几乎同时发生了赤地千里的大饥荒，据史家估计至少有上千万人饿死，即便不是直接饿死的，也是与饥饿直接有关的非正常死亡。随后又是江淮大水灾、哈尔滨大水灾。每逢天下饥荒，粮食已不能用升斗来量，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串儿来卖，想想那粮食有多金贵，只有有钱人才能买得起。故都北平，那时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在弥漫着死亡气息的胡同里弯着腰，踉踉跄跄地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转眼间，很多人又变成了垃圾堆边的饿殍，一堆堆干枯的尸体至死都瞪着饥饿的眼睛，然后又像垃圾一样被一车一车地清运出去，又不知将会拖向哪个乱葬岗去喂了野狗。——那也许就是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

　　当然，一个婴孩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而那时，又怎么会有人能够预见，在这天下荒年中降生的孩子里，至少有一个，命定的就是为了拯救饥饿而降生的。

　　又不能不说，在那样一个饥饿的乱世，一个婴儿能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名的协和医院里幸运地分娩，绝非一般贫寒人家出身。对于自己的家世，一直以低调处世的袁隆平后来也很少提及，当他成为一个农学家后，他那顶着烈日、浑身黝黑、挽着裤腿、赤脚下田的泥腿子形象，让很多人下意识地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和“泥腿子农民”。他自己也是这样看的，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袁隆平对自己的家世如何既不大了然，也不太关心。但他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名为《西园迁徙》的家族小史，对他们的血缘谱系有了一番追溯，这让袁隆平对祖上的事情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其先祖在明代便已在江西德安县城南郊坡上的青竹畈落脚，那是庐山脚下的一片田野，而“畈”之本义，就是成片的田地。德安是一个岁月幽深的鄱阳古邑，古属江州，今属九江，为楚尾吴头之地，那里也是我先代的故乡，若从祖籍而言，我还可以和袁隆平先生高攀上老乡。那一方水土，素有翠竹之乡的美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袁氏一脉在这里世代务农，开枝散叶，从第十一世祖开始，便在族谱上定下了二十代人的辈分：“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承先贤业，常遇圣明时。”

　　自袁隆平上溯三代，其曾祖袁繁义为“繁”字辈，兄弟四人按仁、义、礼、智四字排名，繁义公排行第二，生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那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一场灾难性的事变，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而在其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华民族将在内忧外患的灾难与屈辱中苦苦挣扎，也将在不屈的抗争中不断变法图强，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一次艰难转身。艰难时世中，偶尔也会给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带来转机。在繁义公十来岁时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庐山和鄱阳湖是太平军与清军、湘军的必争之地，而繁字辈的袁氏四兄弟反而因祸得福，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里，竟然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押运饷银的清兵因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抛下的一大笔银两。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如今已不得而知，但足以改变他们命运。而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这兄弟四人的仁义和智慧。一笔意外之财未让兄弟分家，反而把他们紧紧凝聚在了一起。他们以此为资本，从世代农耕到半农半商，又到弃农经商，把一个大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兴旺。在苦心经营了近五十年后，到清光绪己丑年间（1889），四兄弟从青竹畈举家迁居德安县城，盖起了德安城中首屈一指的一座大宅院，人称“西园袁氏”，那自明代以来一直寂寂无闻的青竹畈袁氏，从此便跻身于德安的名门望族之列了。

　　从农耕转为经商，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的“耕读传家”，从来就非一般贫寒农家所能传续，倒是那些富裕的商贾人家更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教育。到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时，一举高中晚清举人，如果不是废除了科举制，他下一步想要迈过的门槛就是进士及第了。不过，在戊戌变法之后，一个旧式读书人的观念也随之一变，从一个晚清举人一变而为清末宪政时期的维新人士。盛鉴公放下了“四书五经”，一度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会研习变法图强的新政。辛亥革命后，盛鉴公又经九江五邑同乡会公举，在民国初年做了两年“知事存记”，此职大约相当于县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而后，他又当选江西省议员，做过县高等小学的校长，而对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是被委任为文昌县县长。文昌为海南三大历史古邑之一，但在那个时代交通极为不便，盛鉴公从赣中出发，横渡琼州海峡，一到海南岛便如到了蛮荒异域，他既听不懂海南话，海南人也听不懂他带着浓重乡音的江西官话，这让一县之长难以施政，他那一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很快就变成了一纸辞呈，人未老，便还乡。从此，那一个长袍马褂的身影，便渐渐走进了岁月深处。这原本是一段可以省略的往事，而岁月往往又在无意间出现某种轮回，许多年后，袁隆平就是沿着他祖父走过的这条路，一路追逐着阳光走到天涯海角，续写了祖辈“造福一方”的梦想，把海南岛打造成了南繁育种的天堂。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盛鉴公是一个维新派绅士，却也是一个新陈代谢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很干脆地剪掉脑袋上的辫子，但一辈子也脱不下长袍马褂。——这其实也是那一代读书人的缩影或宿命，一个封建帝国虽已土崩瓦解，但那压抑沉闷的社会还不可能一下子解体。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随着新鲜空气和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尤其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五四运动更猛烈的冲刷，中国人的形象才真正开始重塑，到了他儿子袁兴烈这一代，才脱下了长袍马褂，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换上了以西服和中山装为代表的“文明新装”。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这是一个生于帝国时代、成长于民国时代、在壮年岁月又迈进了共和国时代的人物。西园袁氏的一脉书香，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但和父亲那种从帝国走进民国的维新派绅士不同，已全然成为由新式教育培育出来的人才。他一路顺遂地念完了小学、中学，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那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为民国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在院系设置上也是当时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从他留下的照片看，那已是一个儒雅而挺拔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穿着挺括的西装和白衬衫，看上去风度翩翩、英气逼人。而他那浓眉大眼、棱角分明的嘴唇和一抹淡黑的髭须，还有那略显瘦削的身形和脸庞，让我竟有些似曾相识之感。当我和袁隆平先生面对面地访谈时，下意识地打量了他两眼，仿佛想从他脸上找到一种血脉与基因的验证。他的脸颊、眉眼、鼻子和嘴唇都长得跟父亲很相像，像极了，只是要比他父亲黑得多。

　　变换了的不仅是衣装，还有婚姻。这也让袁兴烈有幸摆脱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包办婚姻，走向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姻。在南京上大学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个叫华静的江苏女子，然后相恋结婚。华静，原名华国林，1902年生于扬子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南鱼米之乡镇江，那一方水土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她是一个大家闺秀，不幸的是父亲早逝，母亲许氏年纪轻轻便守寡，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回到了娘家。华静在镇江一所英国教会高中毕业后，一度在安徽芜湖教书，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她已一改旧式千金小姐遍身罗绮的形象，上穿浅色的高领衫，下穿黑色长裙，素净简约，舒适得体，那已是一个民国淑女的典型形象。她还有一个叫华秀林的妹妹，毕业于协和护士学校。袁隆平在协和医院降生时，他姨妈华秀林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长。他能在协和医院降生，第一个就得感谢姨妈华秀林，还有亲手把他迎接到这世界上来的林巧稚大夫。

　　袁兴烈大学毕业后，也曾担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从1920年代至1938年一直供职于平汉铁路局，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担任的是文书、秘书一类的工作，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成了他青壮年时代的人生中轴线。

　　我在地图上追踪袁隆平在大学毕业前的那段生活足迹，袁隆平与他父亲的足迹大致是重叠的，北平，江西德安，湖北汉口，湖南桃源，重庆，南京，这是他居留时间较长的城镇，在中国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一条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中轴线，一条是横亘中国东西的长江。对那个消逝已久的时代，他并没有太多的怀旧情绪，如果一定要他去回忆，那将是一个让他重新体验那个不幸时代的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不过也有童趣和快乐，那才是他津津乐道的。

　　袁隆平降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还算安稳的岁月，最初他们家住在位于今天的民族文化宫一带的长安公寓，后来又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10号，也就是如今的王府饭店那一带，那是他人生最初的一段记忆空白，他还不可能记得自己幼儿时的事情，日后在他脑子里闪烁的一些记忆碎片，其实大多来自大人的讲述。

　　在他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日寇在东北得手后，愈加觉得弱肉强食的现代进化论也可适用于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物竞天择”，也愈加穷兵黩武，走上了必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条不归路。而在中国沦陷后，原本处于中国腹地的华北大地一变而为前线，在日寇步步紧逼的铁蹄声中颤抖。随着华北局势骤然吃紧，中国的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除了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的日寇，大小军阀也在不断掀起一场场烽火狼烟的内战，把无辜百姓拖进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战争。国难当头，民生维艰。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袁隆平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汉口等地。在他漂泊流离的童年记忆中，也曾出现过一些还算安宁的岁月片段——袁母还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了乡情与童趣的日子，一个原本只是名义上的故乡，从此与他的生命有了联系。

　　我追踪袁隆平的足迹时，也翻检到了一些关于袁隆平身世的档案，发现一些档案也有错讹。譬如说，抗战胜利后，他父亲袁兴烈任民国政府侨务委员会行政科长，在南京市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他们家的户籍档案，一家人居住在南京市梅园新村49号（保甲号是1区30保），袁隆平在1947年登记户口时为十八岁，出生于1929年7月9日，生年是对的，但日月又错了，应该是把农历登记为公历了。此外，在这份户籍档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讹，袁隆平是长子，下面则有三个弟弟，分别是袁隆赣、袁隆德、袁隆湘。——事实上，袁隆平并非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小名二毛。中国的父母亲给孩子命名，一般都按辈分取名，而在命名时还要反复斟酌，大有深意，但对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过度诠释，他是隆字辈，在北平出生，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他本人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几兄弟的名字基本上是按辈分和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隆津（大毛），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隆赣，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隆德于1932年出生于德安老家，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隆湘，是在湖南桃源出生的。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此外，他还提道：“我有个妹妹袁惠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

　　如果说辈分是他们名字中的定数，那么颠沛流离就是他们名字中的变数。

　　当袁母带着大毛、二毛小哥俩回到德安袁家时，西园袁氏那个由繁字辈的四兄弟繁衍出来的一个大家族，早已在20世纪20年代分家，袁隆平的祖父盛鉴公又在德安城北门盖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颐园，这也是他辞官之后的颐养天年之园。袁母带着孩子就住在颐园里。在江西的这几年里，袁父依然在平汉路上奔波，而袁隆平的三弟、四弟也相继降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吃饭的嘴。那时候袁隆平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一个深沉而威严、让他充满了敬畏的形象出现了，“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孙儿们面前还是一个拥有旧式大家长威仪的老太爷。孙儿们长大了一点后，祖父便开始教他们读书识字。老爷子手握戒尺，端坐在一把太师椅上，腰杆笔直，目光如炬。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都必须挺直腰杆，正襟危坐，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一戒尺就打过来了，叭——！打得很响，却不是太痛。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一条小龙，却跟个小猴精似的，那两只精光闪烁的眼睛，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而那小脑袋里又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时不时就蹦出一个大胆新颖的鬼点子，兴奋得让他一蹦三尺高。一个小板凳怎么能让他坐得住，这小子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祖父打过手心。像他这样一个孩子，注定不会遵循祖父的意志循规蹈矩地成长，但他并不叛逆，只是随心所欲，有些任性，有些调皮，有时甚至是大胆妄为，那是一个孩子无法掩饰的天性。

　　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又特别有定力，譬如他对祖母那杆一吸就咕嘟咕嘟直冒泡的水烟袋就充满了好奇，每次祖母抽烟时，他一双眼睛就亮亮地瞄着，只见祖母噘着嘴，把一杆烟吸得吞云吐雾，而祖母那样眉飞色舞，简直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不知那东西到底有多好吃，他一直想试试那滋味儿。一次，趁祖母放下烟杆，转身出去了，他赶紧飞奔过去，拿到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吸溜一下抽出来了，一下被呛得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掉在地上，咕咚一声摔坏了。这还得了！祖母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又好气又好笑，拿起烟管来敲他的小脑瓜。自然，祖母也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坏小子。又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在德安老家，还有一个与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的细节，一段关于稻米的难忘记忆。那是二毛稍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在奔忙中抽空回家，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天津小站米，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玉粒般，好看，又好吃。当几个孩子吃着香喷喷的蒸米饭时，父亲便有些得意地笑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大米饭好吃不好吃？”几个孩子都抢着说：“好吃，好吃，香得很！”要说呢，德安也是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可德安本地产的稻米还真是比这米差远了。而袁父带来的大米，可不是一般的大米，原来是给皇帝吃的贡米呢！他还美滋滋地给孩子们念了两句诗：“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

　　关于故乡和童年的一段生活，很快沦为了纯粹的记忆，连曾经的证据也很快就丧失了。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一别之后，就再也回不到那载满了他童年记忆的老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一座颐园连同袁家在德安多年积累下来的家产，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那是连废墟和灰烬也没有留下的毁灭，而二毛在颐园度过的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为了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