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谷童话》书影

　　写《耶路撒冷》的作家徐则臣出新书了，作为第一个试水儿童文学的70后作家，徐则臣的这本《青云谷童话》是一本有阳光的美好也有雾霾的沉重的作品。他说，就童话而言自己是个“野狐禅”，不懂规矩那就不必谨小慎微去持守。他还说，一点也不担心孩子无法理解故事中那些有点沉重的现实问题，更希望孩子们在不同年龄读出不同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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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爸爸的“特权”

　　徐则臣的儿子今年5岁，快要幼儿园毕业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心心念念盼着爸爸为他写的这本童话快一点完成，他说这是“我的书”，他想着要在幼儿园毕业的时候，给同学们每人送一本。

　　对于徐则臣来说，儿子的降生是这次写作动机的源头。他自嘲这可能是身为作家的家长都会想要做的事情，“说不上来是出于虚荣心还是爱心，但的确很多作家都为自己的孩子写过书，比如写《午夜之子》的作家萨曼·鲁西迪。”

　　写作的冲动以记录孩子的“流水账”开始，“儿子刚刚到来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我观察着他，并且记录下来。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吃奶，第一次拉臭臭，第一次睁开眼睛盯着我看，第一次对我挥起小拳头，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在我身上撒一泡尿，第一次放了个屁把自己吓着了，第一次坐起来，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说出主谓宾和标点符号都完整的句子，第一次耍了个小心眼，长出第一颗牙齿……”他说，自己像个敬业的书记官，记录一个生命面对陌生世界的每一点惊喜。只是，这样的记录怎么可以算的上是一个作品呢？徐则臣想着，要为儿子写个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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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断三年后重新提笔

　　《青云谷童话》的写作，起初并不算顺利，写了几千字，徐则臣就停下来了。他觉得自己没找到路径。一停就停了三年。直到2016年上半年，徐则臣写完了一个小长篇《王城如海》。

　　在《王城如海》里，徐则臣写到一只诡异的小猴子。它小到可以藏在主人的上衣口袋里，但因为对气味非凡的敏感，一个幽暗复杂的隐秘世界在它的鼻子底下展开了。在现实主义的北京城，钻出来一只超现实的印度小猴子，它的主人、教授的混血儿子，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听懂它在叽叽喳喳说什么的人。他们的交流，给这个现实主义世界的帷幕掀开了超越的一角。

　　徐则臣说，在《王城如海》的写作过程中，自己从没想要中断童话的写作，写完了回头看，不觉一惊，《王城如海》里的小猴子汤姆分明就是从《青云谷童话》里来的。

　　重新捡起《青云谷童话》，这一回，徐则臣写得很顺。他说，自己也渐渐明白之前为什么会中断。“只写一个能与人交流的动物故事，再天马行空、天花乱坠也是不够的；它得解决我的问题，它得有意义。我无从判断一个作品的意义可能是什么，但我知道它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可以飞起来，但它必须是从坚实辽阔的大地上飞起来。无论起降多高飞赴多远，它都知道大地正以相应的速度升沉和铺展，它到哪里大地就会像布匹绵延不绝地铺陈到哪里；它们之间有个忠贞的契约般的张力。我需要在《青云谷童话》中找到这样一片坚实可靠的大地。在我的理解里，这片大地将是一个好童话的筋骨。而《王城如海》为《青云谷童话》提供了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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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环境也写人的内心 这个童话并不简单

　　徐则臣的这本童话有一点特别，在他的笔下，呈现了和以往儿童文学里不一样的画面，他写雾霾带来的环境问题，写人内心的雾霾和被雾霾占了的灵魂，还写资本入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毁了一个世外桃源。他的童话里有许多现实的倒影，让人读着有点沉重。

　　徐则臣把故事的梗概讲给一些朋友听，他们赞叹故事的同时，普遍质疑，一个童话你搞那么复杂，确定没想多？徐则臣反问：“谁说孩子必须在无菌的环境里才能生长？谁说孩子与成人之间必要有一条认知上的楚河汉界？谁说给孩子看的就只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才安全？谁说童话只能给孩子们看？谁说孩子就不能在童话的阅读中培养起关注现实生活的能力？谁说孩子就不应该去阅读那些需要踮起脚伸手够一够的文学？”

　　他说，文学有内向型也有外向型的，说不上哪个好，哪个不好，可以像《楚门的世界》那样，写一个玻璃罩下的故事，也可以写让故事和当下的现实有更多的连接。在徐则臣看来，孩子的世界不应该是真空的，把玻璃罩拿开，外面的世界有阳光，也有雾霾，这些都是孩子可以接受的真实。

　　对于爱徒的这部“非典型”童话，徐则臣的恩师曹文轩的评价是：“则臣的作品也许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话题：一部孩子可能喜欢的作品，不一定非要使用儿童文学通常使用的语调、语气；关键是讲一个能吸引孩子的故事。”

　　对话

　　沿着放牛娃的记忆一路走来

　　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深远，童年时代读过的童话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我们与徐则臣的对话，便顺着童年的话题延伸开去。

　　星期天夜光杯：你怎样描述自己的童年？

　　徐则臣：我的童年无所谓幸福或者不幸福。小时候我在农村长大，没有吃过巧克力，没有玩过变形金刚，一直到进了大学才第一次吃到巧克力、喝到牛奶。儿时的记忆里，好些年都在放牛。在一些人的想象中，放牛似乎与田园牧歌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放牛是很孤单的事情，就算是几个放牛娃一起放牛，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话说。草长得最好的地方是坟地，大多数时间，我们就是把牛栓上，自己在坟堆上铺个袋子打盹，有时还会在坟地里看到被丢弃的死婴。如果不是写作，我可能不会回头思考这些旧时记忆，但是，对于一个写作者，这些是很珍贵的经历。

　　星期天夜光杯：从农村的放牛娃到活跃文坛的新生代代表作家，这个过程经历了什么？

　　徐则臣：在外人看来，我挺顺的，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向上走。在村里上小学，镇里念初中，县城读高中，考的大学是在一个小城市，毕业后到省城教书，再后来考了北大读研究生，现在留在首都北京工作。但于我自己而言，这一路走来经历的是各种波折与艰难。11岁开始我就离家求学，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都选择考中专，毕业后有个铁饭碗，我却决定念高中考大学。我父亲问我，如果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我说，那就去当卡车司机。读高中的时候，著名的“狮城舌战”让我着迷，这让我梦想着以后念法律做律师，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填写的都是各个大学的法律专业，只在最后填了中文系，结果考砸了，进了中文系。

　　星期天夜光杯：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做律师的理想，转向文学之路？

　　徐则臣：大一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读中文能干嘛，只是在那一年里看了很多书，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当作家是个很神奇的事。不过，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有限，当时也没有互联网，所以积累了一大堆未读书单。后来，我争取到了去外校做插班生的机会，因为那所学校的学生花名册上没有我这个插班生的名字，所以，我经常逃课钻到图书馆里看书。在大学里我就开始写作和发表作品。我是一根筋，决定了一个事情一个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写作这件事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星期天夜光杯：当年做律师的梦想，会对今日的写作带来影响吗？比如，让你更关注当下？

　　徐则臣：不仅是当律师的志向，包括很多年里我对辩论的热衷，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强化了我的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与现实和当下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问题意识需要一个现实的土壤，而现实是催生问题意识的最重要的沃土。

　　星期天夜光杯：你对阅读的书有没有特别的选择？从求学时代到现在，阅读习惯有变化吗？

　　徐则臣：我的阅读刚开始都是冲着某本书或某一个作家去的，但阅读是一张网，一本书、一个作家可以带出很多本书和很多个作家，根须繁复。阅读的方向会由此变得四通八达。在这个意义上，经由一本书可以抵达整个世界，这个说法没错。我选择书的标准往往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跟我的气息和趣味特别接近的书，一个是跟我的气息和趣味完全相反或格格不入的书，因为那些异质性的书往往是我欠缺的那部分，它们可以补济我的缺陷，在很多时候，我更看重我看不下去的、让我倍感冒犯的书。过去我什么书都看，是一个杂食动物，现在工作比较忙，时间相对少了，在写作上，对某些问题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深入，因此阅读的范围也越来越窄，越来越功利，主要看有用的书。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趋势，但是没办法。

　　采访手记

　　梦想其实离现实很近

　　村里的放牛娃有了北京户口，并且，他还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了中国新生代作家里耀眼的一个——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和年度小说家奖、庄重文文学奖……徐则臣的成长历程，听来实在是励志的。许是因着曲折的经历，徐则臣给人十分“入世”的印象。他待人礼貌，和人沟通起来十分顺畅。他熟悉中国当下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喜欢观察生活中的各种边缘人，他说：“五湖四海的人，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都不一样，我对他们抱有顽固的兴趣。”

　　也是因为“入世”，他懂得梦想与现实的平衡——他一边在心里向往着一个没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的安静所在，一边也很明白，“我现在需要谋生，也要尊重家人的想法和需求。”于是，在徐则臣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那些人，那些事，满溢烟火气，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作家对当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