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英奕：关于当年韩国打工文学的登场，您能讲一下相关背景吗？

　　金明仁：韩国的打工文学也可以归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KAPF（韩国左联）的创作，当时是在世界共产主义思潮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以底层打工者为素材进行了不少创作，但实际上当时书写底层农民的作品更多。但从那时起就有了替打工者代言、倾听底层声音的文学传统。到了冷战时期，韩国社会在“工人”问题上十分敏感。

　　打工文学的正式登场是伴随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韩国社会产业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韩国社会由小农中心的前近代社会逐渐进入了产业化社会，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部分劳动力就自然流入了城市。所以韩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工人主要是投入到社会基建资本中的劳力，都以“候鸟”的方式打工。到70年代渐渐出现了大批常年流浪各地四处找工作的人。

　　苑英奕：就像作家黄皙映《去森浦的路》《客地》中的主人公。

　　金明仁：是啊！黄皙映初期作品是描写流浪工人最为典型的代表作。这批人从农村流失，但同时由于城市的产业化程度并不高，所以他们就成了“预备役”，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没有成熟的技术，以个人活动为中心。例如，赵世熙的《矮子射上去的小球》中的矮子就是这个时期流浪工人的代表。

　　1970年的“全泰一焚身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之前打工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糟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是通过该事件才意识到底层打工社会的问题。全泰一事件还带来一个结果，部分大学生主动下工厂，在工人运动中起到了启蒙和带头的作用。1970年代的打工文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出现的，最初出现了一些报告文学形态的作品。文学期刊登载了不少平民的文章、民间叙事，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一部非虚构小说就是柳东佑的《一颗小石子的呐喊》。

　　80年代以后表面上貌似平静了一些，但实际上大学生身份的“假工人”们比以前陡增，打工文学作品相对发展起来。而这一时期评论界的变化也十分显著，一些稳健中立的评论家在这一时期也发表了不少有关民众文学、打工文学的文章。同时，这一时期也创办了很多新的期刊，主要焦点放在底层民众、打工者问题上。

　　韩国的期刊时代从1980年中断，一直到1987年才恢复正常。那段时间里主要出版不定期同仁期刊，比如《现场》《现实与展望》《文学艺术运动》《共同体文化》《实践文学》等。这就是当年的“出版文化运动”。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重要的打工诗集——朴劳解的《劳动的黎明》。打工小说也有不少，作者有郑华真、方贤石等。

　　苑英奕：从反映底层的真情实感、反映底层的透明度等角度来看，我更偏向于肯定底层打工者们的书写，尽管他们没有太多的修饰与技巧，也没有思想高度，但让人感觉底层就是这样的。尤其是石汀南的作品，它所流露的真情实感让人久久不能忘却。

　　金明仁：这也是打工文学的一个争论点，究竟怎么去评价打工者自身的书写。

　　苑英奕：我们细谈一下当时您参与的评论界的情况吧。记得您1985年发表的《知识分子文学的危机和对新民族文学的构想》中批判了70年代的小资文学，对80年代新民族文学的写作形式举出了8种具体范例，而金度渊的《为了扩展体裁》中曾经正面向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要求文学在体裁、形式、主题、素材方面从资产阶级文学中解放出来，把工人的大字报、会报、会歌、街头诗歌都纳入到文学中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状况？

　　金明仁：实际上我们的提法不只是符合韩国状况的。凡是有过革命性工人运动的国家在文学方面提出的改革口号都类似，德国、俄国、英国以及中国的工人运动中都有提到，只不过我们的提法是立足于韩国当时的现实状况的，比如韩国的出版文化运动、工人运动、传统街头剧、街头诗歌等。

　　苑英奕：在对待“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80年代的不定期期刊和70年代传统的进步期刊有什么异同呢？

　　金明仁：80年代的期刊实际上是对70年代文学中小市民性的一种超越，更强调了文学的民众性。尤其是诗歌和评论在80年代通过同仁期刊得到了发展与普及，许多平民诗人、新评论家也是此时登坛的。

　　苑英奕：我可以简单地将当时的评论界划分为保守派、老左派、新左派吗？

　　金明仁：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文学界不是没有保守派，可是保守派是无法发出声音的，例如《现代文学》《韩国文学》等保守期刊也登载了广义上的民众文学相关作品和文章。可以说文学的话语权实际上已经转移给“民众文学”了。

　　苑英奕：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非虚构作品吧，当时文学界是怎么评价的？

　　金明仁：韩国《报告文学》是公开出版的非虚构文学期刊，是真正从实践上验证“扩展体裁”的文学期刊，宣告了“报告也是文学”。

　　韩国的第一部非虚构小说《黑暗之子》的写作是比较复杂的，该作品首先由出身底层的李东哲先打了草稿，后来经过作家黄皙映加工润色才完稿，实际上是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一部作品。但为什么大家常在举论非虚构的时候提到这部作品，因为黄皙映本人就是最典型的深入底层、描写底层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许多都是来自亲身的底层经历，具备书写报告文学或手记的资格。他不是那种坐在案前靠大脑想象底层的作家，因此这部作品的作者无论是李东哲还是黄皙映，大家都会认为是出自底层民众笔下。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出自作家笔下的非虚构文本，就是赵世熙的《沉默之根源》，众所周知，他的文体向来简洁，叙述总给人以紧迫感。

　　韩国的非虚构文学有着很强的参与性，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参与文学基本被束之高阁了，但近几年来，文坛又出现了作家应该回归民众现实的回潮。比如黄皙映的《黄昏时刻》，叙述的就是韩国社会现实， 例如失业青年、外来劳动者等问题。去年出版的20多名作家合著的《记录民众》也是对民众现实的记录报告。还有现在文坛十分受关注的“80后”作家金爱烂，专门描写韩国社会被边缘化的年轻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趋封闭现象等。不管是什么体裁，当今的作家逐渐又出现了回归“离开现实无法写作”的趋势。这些文章应该也是一种记录文学吧。

　　打工文学的变化也离不开现实，当今文学应该捕捉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是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被边缘化的人群。

　　苑英奕：是啊，边缘人群占据了社会更大的比重，可否看成底层文学的另一种形式？

　　金明仁：我预期韩国文学又要踏上一个新的台阶，现在是书写反映阶段，而下一个阶段就是质疑为何社会会如此的阶段，再下一个阶段就会构想出现各种多样化的应对社会情况，从而出现韩国文学的新转机。虽然这个书写对象也是被资本剥削下的劳动大众，但不知道能否称其为“打工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