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道家讲究阴阳，堪舆遂成绝学。古人的口头排位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风水赫然在列，甚至排在读书之前，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多年前，我在邵阳参观蔡锷故居，当地的一位文友告诉我：“蔡锷英年早逝，表面上看去是喉结核致命，根本原因是袁世凯派人暗地里掘断了蔡家祖坟的龙脉。”此说令我愕然。在科学理念较为稀薄的地方，神秘色彩极其浓厚的风水迷信所占据的心理权重就会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近代湖南几位大名人都与风水有瓜葛，持信或质疑，费力或省心，见诸实施或形诸文字，不乏耐人寻味的地方。

　　魏源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大名家，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影响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走向。他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学者，于书无所不窥，认真研究过堪舆学，还原对自己鉴识风水宝地的眼力尤其自信。如此一来，多番折腾，他的长辈在九泉之下就难得安宁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明节前后，魏源将父亲魏邦鲁的遗骸从江苏宜兴县西南张渚镇大贤山迁葬至上元县峨眉岭。嗣后，他又将母亲陈氏的遗体安葬于句容县北龙潭镇的莲山，偶然在附近觅得另一块吉地，竟不惜耗钱耗力耗时，将祖母匡氏的棺椁从邵阳迁葬到句容来。风水宝地的作用如何？咸丰年间，魏源因“迟误驿报”“玩视军机”被革职，晚年心灰意冷，魏家子孙也未见兴旺发达，凭仗风水祈福可谓茫如捕风，一无所验。

　　何绍基是晚清大书法家，凡事认真，不肯马虎。他中年失怙，决意寻一块风水宝地，安葬父亲。于是他不惮烦劳，煞费苦心，钻研了一大堆堪舆学要籍，等到心中有了全谱，便跋山涉水，手捧罗盘，走遍长沙县东西南北四乡，最终将父亲何凌汉的楠棺葬于河西九子岭。然而何家的几代后人并没有明显受益的迹象，他也是白忙活了一阵。

　　咸丰九年（1859）腊月，曾国荃改葬父母，买了夏家的一块吉地，开穴太大，侵及紧邻的洪家地面，洪家为此漫天要价，索取重金。曾国藩得悉此事后，在腊月初十的日记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閟惜，不容以丝毫诈力与于其间。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吾新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盖皆不免以诈力与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之则不应也。”曾国藩的观点很有意思，吉地多由贫贱者无意间得之，已发了大财的葛家，已做了大官的常家，已出了大名的魏家，刻意谋求吉地，反而无能为力，因为上天反感诈谋和巧取。他的这个说法无异于当头一棒，敲碎了富贵人家世袭罔替的美好梦想。

　　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平乱，正室周诒端在长沙病故，由四个儿子合力经办丧葬事宜。左公在家书中多方指点，谈及阴宅风水，总在“情理”二字两面兼顾：“吾生平于风水、选择两事不甚信，然不谓其无是理，只是人家气运所致。当其将盛，自能遇着好地好日；当其将衰，自遇着凶地凶辰。此中自关天事，非人所及。至人子为其亲谋，总必求心之安而后止，固不可以亲之体魄为求荣市利计，然亦何忍以亲之体魄置诸凶砂恶水中也。”究竟是风水决定气运，还是气运决定风水？左公认为是后者。待到周夫人改葬时，左公虑及自己百年后与之合葬，又在家书中告诉儿子：“得地既如此之难，我意但求平冈干净处所可免水蚁者营葬即是，不必讲堪舆也。”“堪舆家言断不可信，而水蚁宜避，虽达观者不得无动于衷。”如此看来，为了选中上好的阴宅，魏源、何绍基与曾国荃大费周章，确实是过犹不及，左宗棠的见解更为通透，也更为高明。

　　自从丧葬制度改革之后，骨灰的处理方式已不再局限于落土为安，风水学的重点便由阴宅转向阳宅。据说，大门朝向的确定，玄关、照壁的安排，家具的摆放，灯光、花草的布置，都有许多精细的讲究。耸人听闻的说法是，某处为绝地，某处为死地，某处有凶，某处有杀，风水先生拿血光之灾、灭门之祸吓人，是其谋财的撒手锏，对此心怀恐惧的人正好落入其彀中。

　　就算有风水，风水也难测；就算有风水，风水也难得。本文中的大人物尚且无法凭智谋、手段得逞，何况他人。故而，风水这个东西还是莫谈、莫信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