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首都近日举办的第八届布加勒斯特国际诗歌节上，中国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荣获2017年度布加勒斯特城市诗歌奖。这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著名诗人，在答谢词中表达了他对于诗歌的坚定信念：“我相信诗歌将会打破所有的壁垒和障碍，站在人类精神高地的最顶处，用早已点燃并高举起的熊熊火炬，去再一次照亮人类通向明天的道路!”

　　吉狄马加于上世纪80年代步入诗坛，其以诗集《初恋的歌》斩获中国第三届新诗(诗集)奖时，年仅25岁，可谓年少成名。他的诗歌植根于彝族的深厚文化之中，又具备一种广阔的世界意识，他用抒情色彩极为浓厚的诗句，传递着自己对于自然、生命的真切认知，他是一位特征鲜明的诗人。近日，记者对吉狄马加进行了专访。

　　记者：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作为一名彝族诗人，彝族的民族文化对您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吉狄马加：是的，正如你说的那样，彝族是一个诗性的民族，我们许多历史典籍，包括人文、历史、天文、地理、经书等等，其实都是用诗歌的方式书写的，彝族还是这个世界上留下创世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古老的彝族文字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十月太阳历”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时在彝族历史上，叙事抒情诗的传统更是源远流长，这其中的经典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呷玛阿妞》等更是被广泛传播。毫无疑问，作为一个诗人，首先是我们民族诗性的现实和精神生活养育了我，同时我的诗歌营养还来自于中华多民族丰富多彩的伟大的诗歌传统。还可以说，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诗人，许多不同民族和国度的优秀诗歌，也对我的诗歌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记者：一些民族与地区虽然人口比较少，相对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却往往能产生世界级的作家。即以当代文坛来说，也是如此。能否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

　　吉狄马加：20世纪后半叶以来，确实有许多不处在所谓文化中心的作家、诗人为这个世界所瞩目，比如上一个世纪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爆炸”文学，非洲法语区和英语区的文学，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文学等等，因为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大作家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这其中有许多代表人物，比如智利的聂鲁达，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帕斯，古巴的卡彭铁尔，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博尔赫斯，秘鲁的巴列霍，尼日利亚的阿切贝、索因卡，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等等，有一大批，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和诗人都承受着多种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他们的身上也承受着多种现实和文化的冲突，从某种更特殊的角度来看，正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地缘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的现实，才让他们的创作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和力量。这个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在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存在。

　　记者：这一次的授奖词中，他们评价您的诗歌“具有一种广阔深刻的世界性”，您获得过不少关于诗歌的国际荣誉，而同时您又是一位民族特色很浓郁的诗人，请谈一谈诗歌中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吉狄马加：这个问题有许多记者和朋友都问过我，刚刚过世的俄罗斯20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叶夫图申科说我的诗歌是“拥抱一切的诗歌”，我喜欢这个评价。但是诗歌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对于诗人而言首先不是一个概念，诗人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去体现。没有所谓的没有前提的世界性，同样，民族性也需要在诗歌中予以精湛地呈现，在这里我认为把它称为民族诗性的审美特质要更准确一些，也只有这样，这些诗歌才可能具有世界性的价值，才能被更广大的人群所接受和认可。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杜甫就是这样的诗人，在美国诗歌史上，惠特曼、弗罗斯特就是这样的诗人，在俄罗斯诗歌史上，普希金、莱蒙托夫、勃洛克就是这样的诗人，在捷克诗歌史上，马哈、赛弗尔特就是这样的诗人，在爱尔兰诗歌史上，叶芝、希尼就是这样的诗人等等。总之，这些诗人都是在诗歌中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最为出色的一批人。

　　记者：在国外的诗歌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不是俄苏的诗歌?他们带给您什么样的启发?

　　吉狄马加：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诗的写作主要就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另一个方面就来自于外国的翻译诗歌，中国许多现代诗人的写作，其实也都来自于这两个方面，我也不例外。俄苏诗歌对我有影响的，主要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致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和白银时代(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的诗歌。不仅仅是俄苏的诗歌影响过我，西班牙语系的诗歌，特别是巴勃鲁·聂鲁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塞萨尔·巴列霍都深刻地影响过我，美国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牙买加黑人诗人克劳德·麦凯，当然还有许多东欧人口较少的民族诗人，他们的作品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说阅读这些众多的外国诗人的作品，给我带来过什么样的启发，那就是他们让我从诗歌的角度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诗人所取得的世界性的成就，毫无疑问给我确立了光辉的榜样，同时也树立了我的自信。

　　记者：您曾经邀请世界上的诗人到青海参加“帐篷诗人国际圆桌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诗人如何在物质主义时代对抗精神困境”。对这个问题，能否谈谈您自己的思考。

　　吉狄马加：物质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两种存在，人类不可能在没有物质基础的条件下进行精神文化创造，但过分地强调物质的作用，特别是过度地挥霍物质和资源，物质主义被技术和资本逻辑推到极致，会不可避免地让人类又一次深陷于精神困境的泥沼。需要说明的是，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关注人类的精神生活建设，因为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构建更加健康、向善、向美的精神环境，既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责任，当然更是每一个更为敏感的诗人的责任，诗人须时时刻刻站在人类精神世界的高地上，举起他手中的火炬，去照亮更遥远更漫长的征途。不能说诗人是先知先觉者，但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不仅能拨响动人心魄的“口弦”，同时他还应该是无与伦比的真正的号手。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诗人，您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在您的众多诗篇中，您最为看重的是哪部作品?

　　吉狄马加：在今天这样一个同质化写作的现实面前，诗歌最重要的品质仍然是朴素和真切，它的来源只能是人类的心灵，而永远不是那些假大空的东西，我们的诗歌离人类的心灵只能是越近越好，而远离人类心灵的东西可以肯定与好的诗歌没有关系。诗歌经典不是某个批评家鉴定的，而是漫长的时间沉淀和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选择的。至于我个人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涉及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包括在艺术形式上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变化，很难说我更看重哪部作品，但是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和读者，我不会写违背我心灵和远离人间烟火的诗。

　　记者：作为一位一直活跃在诗歌创作前沿的作者，能否谈一谈您所感受到的当前国内诗歌创作的成绩与不足。

　　吉狄马加：这个话题可能更适合诗歌评论家去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仍然缺少更多的关注人类命运的诗歌，碎片化的写作似乎成了许多诗人写作的一种常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诗人的作品首先应该是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达，其主观性、个体性当然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如果你的作品，与他者与更多的读者不能产生精神和心灵的共鸣，那么你的作品就不会具备更为深刻的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哪怕就是那些在世界诗歌史上被认为是最深奥的那些小众的诗人，如葡萄牙的费尔南多·佩索阿，西班牙的安东尼奥·马查多，秘鲁的塞萨尔·巴列霍等等，他们的作品也都是把诗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人类的精神生活现实结合得最好的典范。

　　记者：您觉得中国新诗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您对新诗的寄望是什么?

　　吉狄马加：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诗人永远不能脱离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中国新诗的写作不能割断我们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我们必须从更纵深的精神源头去接续伟大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我们还应该从语言本身去发掘中华诗歌所独有的美学特质，面对今天更为广泛的世界诗歌对话和交流，我们一定要树立中华诗歌的美学坐标，只有这样，中国的新诗写作才可能成为世界诗歌格局中一个重要的不可被替代的部分。我相信，在无数优秀中国诗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诗歌将迎来一个产生奇迹并一定会有奇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