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

　　有这么一个段子：

　　A：我的名字是爸爸翻《新华字典》起的。

　　B：我也是。

　　A：那你叫什么？

　　B：我叫王新华，《新华字典》的新华。

　　在还不流行“男楚辞女诗经”的日子里，翻着《新华字典》给新生儿取名字是很多家庭的共同记忆。而最近，这本几乎与共和国同龄、已更新到第十一版的字典又引起了热议。

　　起因是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售价40元的《新华字典》手机APP。争议的内容无非两点：APP每天只能免费查两个字，是不是太小气了？APP的定价比实体书还高，是不是太贵了？反对者说，《新华字典》应该是公益产品，就应该免费或者低价提供给大众试用；支持者则觉得，网友就是享受免费午餐习惯了，40元的正版权威字典怎么贵了，一个手机游戏的皮肤卖288.8元，不是照样一天能卖好几个亿？

　　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自己的道理。信息过载的时代，不怕负面信息，就怕全无消息。哪怕引起了一场褒贬不一的热烈讨论，也好过淹没在信息流中杳无音信。要知道，在《新华字典》APP之前，已经有100多种辞书APP上线，但都未能引发此等议论。《新华字典》恐怕没有自己的公关团队，也还不明白怎么在微博买热搜，所以这波自带流量的讨论，无论结果如何，反映出的还是《新华字典》不可撼动的地位。

　　《新华字典》的地位为什么这么高？看字典的名字就知道。“新华”取“新中华”之意，能冠以“新华”名号的可不多。比如“新华社”，现在是国家通讯社，多少重大新闻必须经过新华社才能向国内外发出；比如“新华书店”，虽然现在被电商冲击得不成样子，但是作为全国性书店，谁的童年没在新华书店蹭着看过书？再就是《新华字典》，作为新中国第一本字典，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唯一的字典，陪伴了几代人学习成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华字典》的广为流传，也与其自身的权威性有关。可是，读者知道它的编者或者修订者是谁吗？翻开第11版字典，只写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修订）”。即使在字典初版时，也只署名为“新华辞书社编”，此外，找不到任何编者的姓名。

　　这本找不到编者的字典背后，是叶圣陶、魏建功、周祖谟、王力等一代大家的心血。《新华字典》原来也不叫《新华字典》，而叫《伍记小字典》。这个名字听着和美国的《韦氏大词典》、德国的《朗氏词典》《杜登词典》，或者民国时期的《王云五大辞典》一样，带有浓浓的个人印记。这个“伍记”不是一个姓伍的人家，而代表这本字典的五位元老：魏建功、金克木、吴晓铃、张建木、周祖谟。

　　194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和周祖谟先生一起聊天，谈及字典对开发知识、提高文化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觉得有必要革除过去只重文字而不重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弊病，试编一部小型的字典来供中小学生使用，作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字典的典范。

　　为此，魏建功先生约了金克木、吴晓铃、张建木、周祖谟四位先生一同商谈字典的编纂体例。魏先生家住北京东四牌楼大街，特别热闹，楼下有不少为人搬家运货的“脚行”，以姓为记，姓王的就叫“王记脚行”，姓李的就叫“李记脚行”。魏先生说：“啊！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伍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伍记小字典’好喽！”

　　不过，《伍记小字典》并未最终完工。1950年，时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驰函北大校长，希望把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魏建功先生调来筹建主持“新华辞书社”，编写《新华字典》。名字虽然变了，但是《新华字典》的编纂原则和《伍记小字典》一脉相承。

　　1953年，第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随着出版社的合并撤销，“新华辞书社”消失了，1957年，第二版《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延续至今。六十余年间，《新华字典》已经出版了十一版，装帧印刷水平越来越好，价格也一路走高。有好事者总结了一个“猪肉定律”：1957年版《新华字典》定价1元钱，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6元，2011版19.9元……最新版《新华字典》的价格，与当年一斤猪肉的均价保持一致。

　　《新华字典》算得上是人手一本的“国民图书”，至今已经卖出六亿多本，也拥有好几个“世界之最”的头衔，比如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字典”和全世界“最畅销的书”，都是拿到吉尼斯官方认证的。此外，还有一项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成绩”：《新华字典》大概是全世界遭盗版和山寨最多的一本书，实在是防不胜防，就连政府采购项目中，也屡屡爆出采购了盗版《新华字典》的消息。

　　套用一个时髦的概念，这本64开本的小字典，是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史上不折不扣的“大IP”。难怪前几年有消息说，要把《新华字典》拍成电影。怎么拍？还不知道。1998年修订本《新华字典》第673页有一个著名的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希望无论是出纸质书还是出电子书，是拍连续剧还是拍大电影，《新华字典》也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