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常务理事。出版文学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向道与叩问》《写作的理由》。有译作《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历史文化专著），《致命的冒险》（英国长篇小说）等。

　　当下，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日渐加大，“讲好中国故事”越来越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现文化自信、沟通与各国情谊的重要手段。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部电影，一曲音乐，等等，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本期，《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为我们讲述如何通过文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是中国人先找到自己、看见未来，然后再让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们理解、认同中国故事所传递的价值和确认的目标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您如何理解文艺的这种不可替代性？

　　梁鸿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这一指示内涵丰富深刻，有着多方面启示意义。

　　故事与人类历史发展本身始终相伴，文学艺术天然具有讲故事的优势，通过故事源源不断地给世上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欢乐和抚慰，是实现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交流的最好方式。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人类身处不同时空，但对故事这种最普遍和多产的艺术形式都有着永无止境的需求，故事似乎成为丰富人生的必需装备。让外国民众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离不开新闻传播，但作家、艺术家讲述中国故事，可以润物无声地让人在审美熏陶中感受中国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强化对中国价值的认识与认同。

　　记者：欲扬其美，须知美之所在。要让世界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前提是作为讲述者的我们能正确对待和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

　　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应该是中国人先找到自己、看见未来，然后再让世界上不同角落的人们理解、认同中国故事所传递的价值和确认的目标。

　　列夫·托尔斯泰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中国经历了极为悠久的历史发展，而古老的文化绵延不绝从未断裂，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对我们好奇，同样表现在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满好奇。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正确记录和说明民族与国家成长的足迹，形象地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消除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误解，艺术地告诉人们中国历史发展的真相与源流，鼓舞人们面向未来，增进外国民众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亲和力。

　　中华文化作为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当代世界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思路。比如，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变为自然的主人和敌人。在当今世界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可以为人类修复家园送上一剂良药。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时有抬头，仍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华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为世界各种利益纠纷与冲突提供了实现各得其所的选择。中国的文化观价值观远远没有过时，五千年中华文明赋予中国人丰富的感受力，悠久而深远的文化传统，持久激发着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深入发掘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资源，寻找其中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那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文化宝藏，与世界促膝谈心，才能推出更多被国际社会接受、理解、认同的中国好故事。

　　讲故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没有接受就没有传播，要把效果放在重要位置上考量；对异域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知己知彼，切入共性以引起共鸣

　　记者：受众是传播的关键。我们应如何讲述才能让世界愿意听且听得懂？

　　梁鸿鹰：讲故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没有接受就没有传播，要把效果放在重要位置上考量。我们要认真研究国际读者的审美趋向，适应故事传播接受规律，将“怎么讲”前置考虑并贯穿始终。事实证明，低视点、小落点，用更多笔墨讲述中国老百姓的故事，往往能收到良好效果，像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例证。作家、艺术家要客观看待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反应，学会以对话的姿态，善于转换话语方式，将中国故事与多维现实相契合，变“复杂”中国为“多彩”中国，增强故事亲和力。

　　对异域讲好中国故事，知己知彼、切入共性以引起共鸣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文化产品的内容都源于特定文化，受众在接受不熟悉的文化产品时，其兴趣、理解能力等会大打折扣，从而形成文化误差。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是一种跨文化传播，要减少文化误差、分歧点，规避不同文化冲突，势必要对传播内容也就是对故事进行自我改造，增强相似性，以接近对方的文化欣赏习惯，避免文化隔阂，减少接受阻力。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在见面会上放映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周恩来找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共同点——爱情，在宣传上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做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激起了大家的观赏兴趣，并最终让观众深受感动。可见话不在多，关键是将话语转码为国际友人熟悉的，找到共鸣点。过去我们总认为，高大完美、苦口婆心、忍辱负重就是感染人的利器，实际上幽默机智、好玩有趣，有时更具说服力。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并将其放大，建构接受者对故事的认同，让故事背后的价值观得以成功包装，才有可能实现中国价值的成功传播。

　　作为人类，我们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以往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更多地强调不同，而忽视了共同之处，当代作家、艺术家要让自己的讲述受到世界的喜爱，既要提供“异”，也要寻找“同”。讲中国故事不能一厢情愿，要善于挖掘具有共同兴趣点和关注点的那些方面，比如从人类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挚爱，对生命、宇宙、大自然的探索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进行深入探求。在题材的挖掘方面，也不要刻意避讳我们的不足与劣势，不完美性往往更具说服力，能引起更多共鸣。

　　讲故事有一条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隐秘之处，去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因此，弥合文化的不同就要找到人性的共同点

　　记者：您刚刚多次提到了要寻找“共鸣”“共性”和“共同”，能不能进一步阐释如何在文化的不同中找到“同”，并最终获得认同？

　　梁鸿鹰：其实讲故事有一条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隐秘之处，去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因此，弥合文化的不同就要找到人性的共同点。作家、艺术家要注重基于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实现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

　　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者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精神世界的密码。他不仅解密被人为或时间包裹起来的真相，更是解密人心、勘察人性，让受众透过他笔下险象环生的故事，看到人内心的幽微。他写的是一些保家卫国的人，这些人因为各自的职责和使命，想拥有饱满的世俗生活和自己的个性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踌躇、软弱、迟疑、犹豫、挣扎等都是历史情境决定的。但原本人的内心也是幽微难辨的。中外社会环境不同、思想观念各异，但内心的丰富幽深，到哪里都会吸引人，而且挖掘人性正是作家专擅的领地。

　　再比如，“民以食为天”全球皆然。食物题材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引起了每个人的共鸣。它呈现了中国人以食物维持生存与繁衍的巧夺天工，令人目不暇接的食物故事，中国人色彩斑斓的饮食文化，让人叹为观止。但作品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着意重塑饮食文化中远逝的传统与历史，数代相传的食物烹调技法的难以为继、非遗人才的青黄不接等，展现出全球化语境中的集体文化乡愁。许多段落唱响的乡村与传统的忧伤挽歌，揭示了田园式景象背后的突出矛盾，表达了对乡村传统被城市现代化挤压排斥的深沉忧虑，怀旧与乡愁进一步触碰了人们的心弦。全球化背景下的人们回不到过去、找不到家园的焦虑，从味觉、嗅觉、视觉上体现得具体而微，中国的“舌尖”故事与人们的隐秘情绪实现了高度的契合。

　　还有中美合拍动画片《功夫熊猫3》是一部融汇不同文化间智慧的影片。弱小的熊猫阿宝利用同仇敌忾的力量汇聚成神奇而强大的“气功”，运用东方智慧抓住强敌的致命弱点，最终“气功”之力摧毁恶霸“天煞”，成就了以弱克强、以小博大的奇迹。影片同时贯穿了“我是谁”这种带有西方哲学意味自我认识精神的内蕴，将深奥哲学思辨和文化精神表述得生动活泼、入情入理。

　　另外，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注重发挥具有世界共通性艺术形式的作用。比方音乐有“国际语言”之美誉，一首流传已久的乐曲或悦耳动听的歌曲可以将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G20峰会主题晚会《最忆是杭州》选取《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高山流水》《天鹅湖》等9首曲目，艺术地表达了天地和谐、劳动之美、爱情不渝、知音相遇、挚爱祖国，以及向往自由、追求和平的情愫，充分表达了人类的共同感受，因此反响也极为热烈。

　　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发生密切联系

　　记者：我看到您近期在《学习时报》撰写了系列文章，立足中国故事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艺担当。为什么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解析这个课题？

　　梁鸿鹰：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性在于体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首先，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环球同此凉热”，现在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新内涵，体现了负责任大国领导人的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关中国发展的未来，事关中国人的命运，对此，当代作家、艺术家不仅应该有所担当，而且能够大有作为。

　　其次，讲故事是文化行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这是必须得到倡导的。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发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

　　总之，讲中国故事就是要艺术地描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反映中国人生活、情感和价值追求，形象展开中国人的生命律动、心路历程与价值诉求，体现中国人在回应自然、社会、自我挑战中的所有积极努力以及面临的问题。身处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破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在交流和对话方面存在的各种障碍，消除语言、文化、政治的隔阂，必须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不是自说自话，不能坐井观天，更不可妄自菲薄，当代文艺要讲清楚我们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全貌、现实状况与文化精神，让中国故事发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