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的著作《我们的孩子》中文版上市。帕特南历时数年，带领他的研究团队追踪访问了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从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学校条件和邻里社区四方面入手，详细讨论了美国贫富两个阶级的孩子们在成长经历中的全方位差距，以点带面地展现了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阶级鸿沟，揭露了“美国梦”正在走向衰落的事实。

　　作为一本聚焦美国社会变迁的社科类学术书，《我们的孩子》一经出版，就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这一情景耐人寻味。为此，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此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作为一名美国社会和法律的长期观察者与研究者，田雷不仅深入解读了原作者帕特南在书中描述的美国，更进一步分享了他自己的思考与感受。

《我们的孩子》译者田雷

　　澎湃新闻：《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在中国受欢迎？

　　田雷：罗伯特·帕特南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自2000年出版《独自打保龄》以来，他就是美国社会变迁最具洞察力的观察者，他有一种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根本的能力，这也让他在公共知识界有很广泛的影响力。而他的这本《我们的孩子》也是理解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重要著作。这本书的核心关键词是不平等。我们这次中文版的封面很好地表达出这个信息，你可以看到，出身不同的孩子，他们人生的起跑线就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孩子》中文版封面

　　虽然这是一本谈美国的书，但阅读这本书，也许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国内读者的广泛关注，恰恰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自己的忧与思，特别是学界以及社会上关于教育资源分配和机会平等的一系列讨论。根据出版社反馈给我的信息，这本书自上市以来，某网店卖出了2000多册，而其中位于北京、上海两地的购买者就占了60%，这并不符合学术书的销售模式，想必正是因为书中某些内容打动了北上广一线城市的家长们，也许书中的有些故事让他们会有某种感同身受的体验。

　　中美两国，尽管政治制度、历史背景截然不同，但现状有相似之处。而从世界范围看来，不平等的政治也是我们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我们的孩子》之所以受到欢迎，恰恰是因为这本书特别能打动目前中国有消费书籍的意愿和能力的那部分人。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美国梦的衰落？

　　田雷： 所谓美国梦，帕特南在书中将其解释为“每个人都公平地站在人生起跑线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机会平等，无论出身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实现人生路上的成功。

　　美国的二十世纪可以分为三个历史进程：两个“镀金时代”中间夹着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这段世纪中叶的平等期，从罗斯福新政起，到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止。这段比较平等的历史时期，正是帕特南在书中所写的，他童年在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生活的时代。当时不同阶级的孩子可以住在同一个社区、上同一所学校，跨阶级婚姻也非常普遍，底层的孩子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社会流动。

　　而在那之前的镀金时代，或者19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贫富差距不断扩张；而社会平等，无论是结果平等还是机会平等，都在不断缩减。

　　有些朋友在读后给我讲，如果不是研究美国社会的专家，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压根不可能意识到美国的底层家庭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甚至我在翻译这本书时，经常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理解有误，因书中有些数据实在是触目惊心。例如，截至2007年，在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中，非婚生育率已达到了65%，而在高中文化水平的黑人女性中，这一比率甚至高达80%；而单亲家庭的比率也非常高，如今有超过半数的孩子都有在单亲家庭中生活的经历——美国底层家庭竟然支离破碎到这种地步。有这样的群体存在，所谓美国梦就只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幻影。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学校教育中出现的阶级差距。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当预测哪些中学生最终能从大学毕业时，家庭的经济条件甚至变得比中学成绩更重要。从这张图（下）可以看出，如果你成长在经济收入最低的家庭中，那么即便中学成绩好，你从大学毕业的几率，也要低于生活在高收入家庭但成绩差的同龄人。对此，帕特南说，我们只能宣告美国梦已经破碎，作为其核心理念的机会平等已不复存在，因为出身在不同的家庭，就站在完全不同的人生起跑线上。

一个人能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更重要，而不是中学时的考试成绩

　　而同时，破碎的理想背后，是逐渐分裂为两个美国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最直观地体现在了美国人的居住模式上。正如图中所示，越来越多的家庭住在清一色的富人社区或穷人社区，而住在贫富杂居或中产社区的美国人越来越少，这体现的正是日益森严的阶级壁垒。而美国穷人街区的危险程度，也是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这一点帕特南在书中也有仔细讲。

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区内的家庭

　　帕特南是研究社会资本的大师，他在书中提到，弱关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所谓弱关系，是指孩子的父母是否有朋友的朋友，能够在孩子找工作、申请大学或生病就医问题上随时施以援手。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拥有更广的社会关系网；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他们的孩子的社交圈就很难超出亲戚与邻居的范围，在诸多社会职业中，较之于高知家长，他们认识多一些的只有“门卫”。

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拥有更广的社会关系网

　　在翻译这本书时，最触动我的一个片段，是帕特南团队中的一位访谈人准备访问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儿子，受访者说想把他的小女儿带来，想让她看看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长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过去在生活中从未接触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穷富孩子尚能生活在一起；而如今，随着社会分化愈加严重，跨阶级的婚姻已成绝唱，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有位受访人的一句话也很动人：“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我本人专业是做美国宪法研究的，前不久，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出席儿子的初中毕业典礼，发表的致辞广受追捧，可以说一夜之间成了“网红”。不过当他对这些每年学费就数万美元的私立中学的孩子讲“愿你们被不公正对待”（注：后半句是“唯有如此，你才真正懂得公正的价值”）。我相信罗伯茨说这话时是真诚的，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那这句话也只有心灵鸡汤的意义了。

　　澎湃新闻：为何帕特南只强调阶级这一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却没有肯定种族、宗教这些因素的作用？您又如何评价他的论证立场和角度？

　　田雷：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学者从种族的角度解读美国社会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充足的论述。而帕特南想表达的应该是，种族差异依然存在，甚至仍触目惊心，但美国社会当下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却是阶级分化，于是我们能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图表，其形象都是标示着阶级差距在逐渐扩大的“剪刀差”。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是时候把“阶级”重新找回来了。在当下，一个种族内部的阶级差异远远高于一个阶级内部的种族差异。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在书中特别用了好几个上层阶级黑人家庭的故事。

　　帕特南也谈到了宗教，但他是在阶级的框架内谈宗教的，例如上层阶级的孩子更愿意去教堂，他因此会从宗教所反映的社会信用度来分析。举例说，富人区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感也更强；而在贫民窟，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人很难去相信陌生人。帕特南想强调的是，现今的美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穷人阶级，他们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穷人更绝望。这一惊人的事实却是多年来为人们所忽略的，而今他指出了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帕特南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社会平等的追求者，他并没有将自己完全局限在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没有简单地将美国梦的破灭全部归咎于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而是看到了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他以一个孩子的成长为线索，先后谈到了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邻里社区这些环节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其中有些环节往往是保守派的议题。他甚至特别点出了个人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一系列传统价值的崩溃，也因此导致了平等无所依归。所以说，他在立论上非常公允，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美国文化内战中的某一方。事实上，这本书的题目《我们的孩子》，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在帕特南成长时代的俄亥俄州克林顿港，养育孩子并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整个社区共同的事情，“我们的”就意在强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群关系。

　　澎湃新闻：帕特南在书中非常详尽地描绘了美国两极分化的分裂景象，却没有深入探究不平等的来由。您认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解决它的办法？

　　田雷：我比较悲观，打个比方，不平等是一个顺流而下的过程，而实现平等却始终要逆流而上的，虽说人人生而平等，但不平等也在以某种方式契合人天性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政治安排和公共政策的纠偏，不平等往往就是一个社会的宿命。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这样讲，一个社会要想实现平等，就必须始终保持对社会分配的干预力。

　　在书中，另一个导致不平等的因素在于美国社会的去工业化。当一个社会的经济主要依托于实体工业时，经济成果更能惠及大众；但当服务业和金融业占据优势，劳动不再成为最主要的创造价值的方式，两极分化就不可抗拒了。

　　关于缓和不平等的趋势，通常会在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如规定全民的基本收入等等。然而这样的努力，在滚雪球一般直面而来的不平等前，显得那么杯水车薪。对于穷人来说，想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依旧艰难。帕特南在书中引用了另一位社会学家的话，“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但现如今的穷人却要不幸得多。”

　　根据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追溯的一个个贫富家庭的孩子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不平等是会不断积累和叠加的。比方说，只有上层阶级家庭的父母能读到科学的育儿理论和新方法，而他们教出的孩子，也因此在智商和情商上都远远领先于底层家庭的孩子。这种在人生起点上便已种下的不平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本加厉。有时候我也在想，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同样有此效应。前面已经提到这本书在京沪两地的网络销量占了总销量的一半以上，虽然没有更详细的数据，但我相信这本书的国内读者基本上会是占有更多教育资源的大城市中产阶层家长，相比之下，生活在小城市或农村的、没有读过大学的父母会就不那么有机缘和意愿去翻开这本书。

　　因此，悖论在于，翻译这本书是为了提醒我们不平等已经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但这本书的传播方式却又一次呈现出阶层的分化，因此这本书越是成功，就越可能以某种方式加剧现有的不平等。不平等只会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来越加剧。在帕特南的童年时代，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并不会意识到什么是贫穷，直到上大学学了一点经济学，才明白自己属于被剥削的阶级；可是看看现在的底层孩子，他们当然知道什么是贫穷以及无望的生活。生活在一个社会流动性不断减少、阶级固化却日益严峻的社会里，穷人想摆脱悲惨的命运可谓是难上加难。这就是美国梦的破灭。

　　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对美国的叙述多半聚集在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面向，描述的是自由派镜头下的美国。而这种美国叙述，也往往是被过于美化的，没有看到美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今帕特南的这本《我们的孩子》把整个社会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深入理解美国，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对照。

　　当然我只是译者，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在思考，有没有中国学者可以借用帕特南的研究方法，未来写作一本《我们中国的孩子》，我想这样的工作比我的翻译当然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