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年，阿嬷和阿公总算开始适应了。阿嬷和住在旁边公寓的一位“邻居太太”（这是阿嬷对那些她喜欢的邻居的称呼）成了好朋友；阿公空闲时间鼓捣鼓捣汽车，也逐渐和同事们成了朋友。1951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我的吉米舅舅——并让他享受到了他们刚刚挣得的物质条件。阿嬷后来跟我说，吉米舅舅两周的时候就能坐起来了，4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走了，刚满一周岁就已经能说整句的话，3岁时已经能读古典小说了（吉米舅舅说这些“有点夸张”）。他们到印第安纳州的波利斯去看阿嬷的兄弟，还和新朋友们一起野餐。正如吉米舅舅所言，他们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起来略感无聊，但一旦你明白不无聊的后果时，就会觉得这种无聊是多么的幸福。

　　但事情并非都是顺顺利利的。有一次，他们到商场去买圣诞礼物，假日的商场熙熙攘攘，阿嬷和阿公就让吉米舅舅自己闲逛，寻找自己钟爱的玩具。吉米舅舅不久前跟我提起：“那时候电视上在播一种玩具的广告。那是一个模仿喷气机仪表盘的塑料操纵台，能亮灯，还能打飞镖。玩的时候感觉就像战斗机飞行员一样。”

　　吉米舅舅走进的一家店正好在卖这种玩具，于是他就拿起来玩。“那个店员不高兴，让我把玩具放下并离开。”被呵斥了一顿的小吉米一直站在外面的寒风中，直到阿嬷和阿公逛到那儿问他想不想到那家店里面去。

　　“我不能进去。”吉米舅舅跟阿公说。

　　“为啥？”

　　“我就是不能。”

　　“赶紧告诉我为啥。”

　　吉米舅舅指着那个店员说：“那人冲我发火，让我离开，还不让我再进去。”

　　阿嬷和阿公冲进那家店，想听听那个店员为什么会那么无礼。那个店员解释说，吉米舅舅当时玩的那个玩具很贵。“是这个吗？”阿公把那件玩具拿起来问道。那个店员点了点头。阿公立马把那件玩具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接下来就是一团混乱。吉米舅舅回忆道：“他俩像疯子一样。父亲又拿起一件玩具扔到对面，然后气势汹汹地朝那个店员走去；妈妈则从架子上随便拿起什么东西就到处乱扔，一边扔还一边喊叫：‘揍他！揍他！’接着父亲凑到那个店员跟前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再跟我儿子说一个字，我就把你脖子扭断。’那个可怜的家伙被吓得要死，而我当时只想赶紧离开。”那个店员道了歉，接着万斯一家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自己的圣诞购物。

　　因此，就算在阿嬷和阿公过得最好的时候，他们也在挣扎着适应。米德尔敦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里，阿公应该上班，应当向这家店的管理人员客客气气地抱怨这位无礼的店员。阿嬷则应当做饭、洗衣、照顾孩子。但是，对一个在12岁就曾差点杀人的女人来说，妇女缝纫小组、野餐和上门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些都显得格格不入。当自己的孩子年幼需要一直盯着照顾时，阿嬷没得到什么帮助，整天除了忙着看孩子都没时间干别的。几十年后，阿嬷还记得在20世纪中叶时的米德尔敦，那段缓慢的郊区生活是多么的孤独。每次提到那个时，她都用自己的方式直言不讳地说道：“那个时候的女性总是被人骑在头上拉屎。”

　　阿嬷也有自己的梦想，但却从未有追寻自己梦想的机会。她的最爱就是孩子们，既有狭义层面（在她晚年，世上除了她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没啥能让她感兴趣），也有广义层面（她经常看关于受虐待、被忽视或走失的孩子的节目，还把手头仅有的那点钱给社区最穷的孩子们买鞋子和文具）。她看起来能深深体会到那种被忽视的孩子们的感受，时常提起她有多恨那些对孩子不好的人们。我一直不理解她这种感情缘何而起——或许她小时候也被虐待过？又或许她只是对自己的童年结束得那么突然而感到遗憾。这背后肯定有故事，但我恐怕再也没机会知道了。

　　阿嬷曾梦想能把自己的一腔热情转化为一份儿童律师的工作——为那些沉默的群体发声。但她从未追寻过这份梦想，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不知道成为一名律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阿嬷没上过一天高中。还没达到开车的法定年龄之前，她就已经生过孩子了，还亲手把这个孩子埋了。而即使她知道应该怎样做，在那样的情况下，带着丈夫和三个孩子，是不会有人去鼓励她去学习法律或是给她这样的机会的。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阿嬷和阿公对于勤奋工作和美国梦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们也从未幻想过财富和特权在美国并不重要。关于政治，阿嬷曾认为“他们都是一群骗子”——但阿公后来成了一名忠诚的民主党拥趸。他对阿姆科（Armco）没啥意见，但和所有身边人一样反对肯塔基州那些煤炭企业，因其有着长长的劳务纠纷历史。所以，在阿公和阿嬷看来，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坏，但是所有的坏人都有钱。阿公支持民主党是因为它保护工人们的利益。这一态度也影响了阿嬷：所有的政客都是骗子，但如果有例外的话，只可能是罗斯福总统新政联盟的成员。

　　不过，阿嬷和阿公相信，努力工作更为重要。他们知道，生活就是一场斗争，虽然他们那样的人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绝不是失败的借口。“千万别像那些怂包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外婆总是跟我说，“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

　　他们整个社区都相信这个道理，在20世纪50年代，这条道理看起来有着充分的依据。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外来的乡下人在收入和贫困程度上已经大致赶上了当地人的水平。但在他们物质上成功的掩盖下，是他们文化上的不安。就算阿嬷和阿公在经济上赶了上来，我也怀疑他们是否被真正地同化了。他们总是只有一只脚跨进了新生活的大门，另一只脚还停留在旧生活中。他们慢慢地交到了一些朋友，但他们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肯塔基的故乡。他们讨厌被驯养的动物，对不能拿来当食物的“小动物”也不感兴趣，但他们最终还是满足了孩子们养狗养猫的要求。

　　不过，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我母亲那一代是第一批在中西部工业地区长大的孩子，距离乡下人的鼻音和山里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已经很远了。他们像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一样，上的是现代化的高中。阿嬷和阿公的目标就是离开肯塔基，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新的起点。而他们的孩子则应当在这新的起点上做出点成就。但现实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委员会在肯塔基州的东南部修上新的道路之前，从杰克逊到俄亥俄州的主要通道是美国23号国道。这条路在乡下人大规模移民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德怀特·尤肯姆（Dwight Yoakam）曾写过一首歌，描述北方人指责阿巴拉契亚小孩的三项基本功课不是“读、写、算术”，而是“读、写、23号国道”。尤肯姆那首关于自己离开肯塔基东南部地区的歌看起来就像从阿嬷的日记中摘抄的一样：

　　他们以为，读、写和23号国道能将他们带向从未见过的美好生活；

　　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条把他们带向苦难世界的路。

　　阿嬷和阿公或许从肯塔基州走了出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艰难困苦中才知道，在23号国道的那头，并不是他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