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和阿公有三个孩子——吉米（Jimmy）、贝弗（Bev，我母亲）和洛莉（Lori）。吉米舅舅出生于1951年，那时的阿嬷和阿公还在融入他们的新生活，想要更多的孩子。所以在糟糕的运气和好几次流产面前，他们试了一次又一次。阿嬷一生都带着失去九个孩子的心灵伤痕。上大学的时候我了解到，过度的压力可导致流产，尤其是在怀孕的早期阶段。我忍不住设想，如果阿嬷和阿公在生活转变的早期不是那么困难，我还得有多少个姨妈和舅舅。

　　阿公多年的酗酒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他们仍然挺过了多次怀孕失败的那个十年，终于等到了成功：母亲出生于1961年的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就职典礼的那一天——不到两年后，洛莉姨妈也出生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阿嬷和阿公后面就再也没生了。

　　有次，吉米舅舅和我谈起他妹妹出生前的那段日子：“我们是一个快乐而又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记得那时候在电视上看《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觉得那里面的生活就像我们一样。”

　　当他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些时，我聚精会神地点了点头，并没有往深处想。现在回想，我意识到，大多数外人肯定会以为说出那种话的人精神有问题。普通的中产阶级父母才不会因为店员对自己家孩子稍微粗鲁了一点就会在人家店里大闹一番。但这种评价标准可能并不准确。对阿嬷和阿公来说，毁坏店里的商品并威胁一位店员再普通不过了。当有人欺负你家孩子时，苏格兰-爱尔兰裔的阿巴拉契亚人都会这么干。“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之间相处和睦，”吉米舅舅后来在我追问时承认。“然而，就像咱家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能在一瞬间从心平气和切换到要杀人的模式。”

　　不管阿嬷和阿公在婚姻的早期有多么和睦，这种和睦在1962年洛莉——我叫她莉姨（Aunt Wee）——出生后开始消失。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阿公的酗酒已经成为常态，阿嬷则开始把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邻居们的小孩会告诉邮递员离麦金利街上的“邪恶巫婆”远一点。有次邮递员无视了孩子们的建议，结果迎接他的是一位嘴里叼着超长薄荷烟的大个子女人，还恶狠狠地告诫他离自己家地界儿远点。那时候，“囤积者”这一说法还不常见，但阿嬷完全符合。而随着她离外面的世界越来越远，她的这一倾向也越来越糟糕。房子里面堆满了垃圾，整整一间卧室里面满满的都是啥也不值的小玩意儿和杂物。

　　看到这里时，读者应该能感觉到，当时的阿嬷和阿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外界的公共生活，其中包括白天的工作和为孩子做好上学的准备。这是一种其他人都看得到的生活，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相当成功的：我外公挣着对老家朋友们来说不可思议的工资；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干得还很好；他们的孩子上的是获得大量资助的现代化学校；外祖母住的房子在杰克逊人看来就是一座豪宅——2000平方英尺，四间卧室，还有现代化的排水系统。

　　但家庭生活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刚开始我并没注意到，”吉米舅舅回忆道，“在那个年纪，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破事儿，根本注意不到那种变化。但变化确确实实发生了。父亲待在外面的时间越来越多；母亲则不再收拾家务——到处都是脏盘子和垃圾。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总之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当时（现在或许也是），乡下人的文化中掺杂着强烈的荣誉感、对家庭的忠诚以及怪诞的性别主义，它们的混合物有时会像易爆物一样。阿嬷结婚前，她的哥哥们敢于谋杀对自己妹妹不敬的男孩。而一旦她出嫁，他们会把娶她的人看作是兄弟，而不是外人。阿公那些行为，如果是在杰克逊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杀掉，但这时他们就能接受。“母亲的兄弟们喜欢来找父亲出去胡吃海喝，”吉米舅舅解释道，“他们一起去喝酒追女人，大多时候以佩特舅舅为首。我并不想知道这种事，但总能知道。当时的那种文化下，男人就是可以出去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阿嬷强烈地感觉到了阿公的不忠。她厌恶对家庭的任何一丝不忠诚。在她自己家里，她会说“抱歉我他妈这么小气”或“你知道我爱你，但我就是一个疯婆子”这样的话。但如果她知道有人向外人抱怨哪怕是她的袜子时，她也会大发雷霆。“我不认识这些人。决不能把自己家的事情跟陌生人讲。决不能。”我姐姐琳赛（Lindsay）和我在她家像猫狗大战一样打架也没关系，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她会让我们自己解决。但如果我跟哪个朋友说我姐姐可恨，而她不经意听到的话，她会记下，然后在下次和我独处时告诉我，我犯下了不忠诚的大忌。“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什么小混球儿面前说自己姐姐的坏话？不到五年，这个小混球儿的名字你他妈的都会记不起来了。但你姐姐可是你所能拥有的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但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当家里还有三个小孩的时候，那些最应该对她忠诚的男人们——她的兄弟们和她的丈夫——却联起手来糊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