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周期，美国左倾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白皮书。报告中有这么一条发现，即工人阶级的白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比起来，工作时间要更长。但如果这样就认定白人工人阶级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3］公共宗教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基于调查——他们主要是四处打电话，征询受调查对象的看法。［14］该报告唯一能证实的就是，对于工作时间，许多人都是做得少，说得多。

　　当然了，穷人比其他人工作时间少的原因非常复杂，把这一问题归咎于人们的懒惰太过简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只有兼职工作，因为世界上像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们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但无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口中谈论的勤奋与实际情况间存在着矛盾。米德尔敦的孩子们正是经受着这种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在这一问题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他们那些留在山区的亲戚们非常相似。在美国家庭影院电视台（HBO）一部关于肯塔基州东部山区居民的纪录片中，一位阿巴拉契亚大家庭的家长在介绍自己时给适合男人的工作与适合女人的工作做了严格的区分。虽然他所指的“女人的工作”非常明显，但他却没有说明什么工作是适合他的，前提是得有这样的工作。不过，适合他的工作肯定不是全职工作，因为这位家长一生当中从没干过有固定薪水的工作。最终，他自己儿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父亲总是说自己曾经工作过。我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动动自己该死的屁股。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实话实说。父亲是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从没带过食物回家。是妈妈一直在养育着她的孩子们，如果没有妈妈的话，我们早就死了。”［15］

　　除了对于蓝领工作的价值的这些不一致的标准之外，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白领工作。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整个美国——乃至就在我们的小城——其他的孩子早已开始了对将来出人头地的竞争。在我上一年级时，我们每天上午都会玩一种游戏：在老师宣布当天的特定数字之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列出某个能得到这一数字的数学方程式。比如说，如果当天的特定数字是4，你只要列出“2×2”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品，而通常这种奖品是一小块儿糖果。有一天，老师给出的这个特定数字是30。我前面的同学们列出的都是简单的答案：“29+1”“28+2”“15+15”。我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已经做好了让老师大吃一惊的准备。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骄傲地回答道：“50-20。”老师立刻对我赞不绝口，并给了我两块儿糖果，以作为我初次尝试减法的奖励，而那时我们刚学过减法没几天。没过多一会儿，当我还在为自己的聪明扬扬自得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答道：“10×3。”我连那是啥意思都不知道。乘？这家伙是谁呀？

　　老师的反应更为热烈，而我的这位竞争者耀武扬威地收下了他的奖品，不是两块儿是三块儿。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乘法，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么种运算方法。我们当中一个举手的人都没有。就我而言，我感到倍受打击，一回到家就放声大哭。我当时确信我的无知是因为性格里的某种缺陷。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笨。

　　我在那天之前从没听说过“乘法”这个词，但这并不是我的错。这种东西我在学校还没学到过，而我的家庭也不是整天没事的时候做做数学题。但是，对于一个想在学校好好表现的小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那尚未成熟的大脑并不明白智力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于是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笨蛋。

　　虽然我在那天之前并不了解乘法，但是当我回到家把自己的伤心事告诉阿公时，他把我的铩羽而归变成了一次凯旋。在晚饭前，我就学会了乘法和除法。而且，在那之后的两年中，我和外祖父每周练习一次数学运算，而且越来越难。我如果表现好的话还能得到一个冰淇淋作为奖励。当我不能理解某个概念时，我就会感到自责，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充满了挫败感。但当我闷闷不乐一会儿后，阿公又会接着教我。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数学的人，但早在我学会阅读之前，她就把我带到了公共图书馆，给我办了张借书证，然后又教给我怎么用它借书。在家里，母亲也总是让我有儿童书看。

　　换言之，虽然我家附近和社区当时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环境上的压力，但是我从家里接收到了一种不同的讯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这种不一样的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