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苏轼的困境，来自小人的包围。

　　所以，苏轼要“突围”。

　　这固然不假，在苏轼的政治生涯里，从来没有摆脱过小人的围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残存的《文官图》泥质壁画上，宋代官僚的样貌，比戏曲舞台上更加真实。在历朝历代，官场都是培养小人的温床，不仅苏轼，像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中央领导，也都不能摆脱小人的纠缠。指望官员都是正人君子，未免太不切实际了，而将苏轼仕途的枯荣归因于他人的道德，不能算错，但至少是不完整的，甚至失之肤浅。

　　实际上，奠定了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非但不是小人，相反是一位高士。

　　那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冲突，似乎是命中注定。

　　他们谁也躲不开。

　　当时的宋朝，虽承平日久，外表华丽，但内部的溃烂，却早已成了定局。早在十多年前，王安石就曾写下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陈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正是这纸万言书，一举奠定了王安石后来的政治地位。

　　宋神宗赵顼是在治平四年（公元1067 年）即位的，第二年改年号为熙宁元年。四月里的一个早晨，宋神宗召请王安石入朝。那个早上，汴京的宫殿像往常一样安静，46岁的王安石踩着在夜里飘进宫墙的飞花，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我猜想，那时的王安石，表情沉静似水，内心一定波澜起伏，因为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将在这个早上发生转折。他尽可能维持着均匀的步点，穿越巨大的宫殿广场，走进垂拱殿时，额头已经漾起一层微汗。在空荡的大殿中站定，跪叩之后，仰头与宋神宗年轻清澈的目光相遇。那一年，宋神宗19岁，庄严华丽的龙袍掩不住他身体里的欲望与冲动。他问王安石：“朕治理天下，要先从哪里入手？”王安石神色不乱，答曰：“选择治术为先。”宋神宗问：“卿以为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当法尧舜，唐太宗又算得了什么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的效法者不了解这些，以为高不可及罢了。”宋神宗说：“你是在责备朕了，不过，朕扪心自问，不愿辜负卿意，卿可全力辅佐朕，你我君臣同济此道。”

　　自那一天起，年轻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给了王安石，几乎罢免了所有的反对派，包括吕公著、程颢、杨绘、刘挚等。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