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将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相勾连,在故宫藏品的光泽流转中,引领读者去寻觅苏东坡的生命印迹,解读宋代人的精神密码。本书从入仕、书法、绘画、文学等十个侧面书写了苏东坡的一生,讲述苏东坡淡看夜昼枯荣,笑纳阴晴悲欢的豁达人生。时光静好,来翻开书卷,在宋元明书画的低声诉语中,重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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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就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登上了帝国政治的巅峰。就在王安石出任相职的第二年,他的老师欧阳修就挂靴而去,退隐林泉了。欧阳修的另一位弟子曾巩则被贬至越州担任通判小职。司马光也向朝廷递交了辞呈,去专心从事写作,为我们留下一部浩瀚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范镇也辞职了,他在辞职书上愤然写下这样的话:“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宋神宗在早朝时把这话交给王安石看,王安石气得脸色煞白,手不住地颤抖。
王安石放眼望去,御史部门的同事,只剩下了曾布和吕惠卿这两个马屁虫。
帝国的行政中枢,很快成了王安石的独角戏。当时的人们用“生老病死”形容中书省,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
正人君子们退出政坛以后,这个坛自然就被投机小人们填满了,从此在帝国政坛上横行无忌。这些人,包括吕惠卿、曾布、舒亶、邓绾、李定等。
王安石火线提拔的这些干部,后来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宋史》中的佞臣榜。
苏轼不会想到,自己的才华与政绩,终究还是给朝廷上的小人们提供了合作的理由。沈括对苏轼的才华始终怀有深深的嫉妒,李定则看不惯地方百姓对苏轼的拥戴,尤其苏轼在离开徐州时,百姓遮道拦马,流泪追送数十里,更令李定妒火中烧。当然,他们的凶狠里,还包含着对苏轼的恐惧,他才华熠熠,名满天下,又深得皇帝赏识,说不定哪天会得到重用,把持朝廷,因此,必须先下手为强。
罪名,当然是“讥讪朝政”。苏轼口无遮拦,这是他唯一的软肋。
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也是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使苏轼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
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怼”。(本文摘自《在故宫寻找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