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办公室

　　问：莫言老师您好，最近您集中发表了一批新作，请问您什么时候打磨好了这些作品，又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些作品可以发了呢？

　　莫言：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徐则臣来北师大参加活动，我说我写了个剧本，要不要给你们看看，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人民文学》好像发这种戏曲类的剧本比较少，没想到则臣很愉快地答应了，说他们很期待。之后由于春节比较忙碌，也因为当时没有想好一个好的修改方案，因此一直没把剧本修改好。

　　《锦衣》这个文学剧本在2014年的时候写好的。早在2000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澳大利亚演讲时曾使用过“锦衣”这个素材，因为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跟我讲的：有一位地主家的姑娘待字闺中，她母亲却经常在半夜听到这姑娘闺房中传出男女谈笑的声音，于是她母亲跑来问女儿这是咋回事？女儿告诉母亲说，一到深夜，就有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和她幽会，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衣服。母亲对她说这必是妖孽，要她在这小伙子下次来的时候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女儿听了母亲的话后，真的把小伙子的锦衣藏到了一个柜子里，后来小伙子很无奈地在天明时分走了。第二天，这姑娘打开衣柜一看，柜子里一地鸡毛。

　　我在第一稿的时候曾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类似于《白蛇传》的神话故事，可越重读越觉得这样写没有现代意义，因为反封建、婚姻不自由等问题已经不再属于现代问题，可是我又无法舍弃我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后来我读到一些资料，看到在山东的胶东半岛，曾经有很多青年男女远渡重洋去日本接受孙中山同盟会的思想，回国后组织起来为推翻清朝一起革命，于是我把《锦衣》这个故事的时间放到了辛亥革命前期。有了这个构思后，我修改得十分顺利，加上之前写了一些诗，就都交给则臣看了。

　　问：2011年，您担任了话剧《我们的荆轲》的编剧，这一次则创作了戏曲《锦衣》，您近年来是否对戏剧这种体裁更为偏爱一些了呢？

　　莫言：戏剧创作一直是我创作中的重要方面，我的处女作其实就是一部话剧剧本，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上海宗福先有个话剧叫《于无声处》，影响很大，又看了郭沫若、莎士比亚很多剧本，尝试了一下，自己感觉写得不好，后来在搬家途中丢失了。2000年后，有位朋友跟我合作了一个剧本叫《霸王别姬》，空军话剧团把它搬上了舞台，连演了40天，而且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剧目出国演出。这部剧的主演还因为出演这部剧获得了梅花奖。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荆轲》。当时也是空军话剧团的导演说他手中有一个剧本，写的是荆轲刺秦王这样一个历史素材，他本人不太满意。于是我想试试，便按照我对荆轲的理解把这个历史故事重新演绎了一下，一个星期就交了初稿。这部剧后来在沈阳、北京人艺、圣彼得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很多地方上演了。我当时热情很高，想创作系列历史剧，也有一些素材方面的准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继续。我是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的发烧友。我们高密这个小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剧种叫茂腔，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的创作受到茂腔的影响很大，《檀香刑》里面就有大量的戏文。由于受过民间文化尤其是戏曲的滋养，我一直想做这样一个尝试，也作为我对民间文学的报答。

　　《锦衣》是我独立完成的戏曲文学剧本。之所以叫“戏曲文学剧本”，就在于它不是特别规范的戏曲演出剧本，一方面因为剧本太长，有三万多字，而按照舞台的要求大约一万多字就够了，所以《锦衣》若要搬上舞台还要进行大量删节；另一方面，里面的唱词也不是按照规范的唱词写的，这个唱词对平仄有要求，我却写得很自由。这是一种尝试，也是我对民间艺术的致敬，同时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试图开拓我艺术创作的领域。

　　民间艺术有深厚的历史和地理原因，一个地方的人之所以用这样一种腔调演唱，这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方言有很大关系，小剧种自身所具有的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对走进庙堂的京剧、昆曲这样的大剧种的一种对应，它们的唱词不如王实甫、关汉卿来得规范，但是它有蓬勃的生命力，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我想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应该天天看戏，这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自己动手写一个剧本，会有共生的体验，通过写剧本的过程，我感受到了当年我们的民间艺人们在创作、演出地方戏曲时的感受，这也使得我的创作体验更为丰富。

　　问：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很感兴趣的是“人鸡幻化”的这部分，它的舞台感很强，是不是您特意设计的一个情节？

　　莫言：这个“人鸡幻化”的情节当然远远超出了我母亲给我讲述的故事原本。故事里的鸡失去了“锦衣”，变成了一个“光腚”鸡，很狼狈，但是在小说里面，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有正气的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在剧中，审判官说，只要你还能变回鸡，就免死；你变不成鸡的话，你们俩就要被火烧死。就在他要把锦衣往身上一披变成鸡的时候，这位女子把锦衣抢过去，一把扔到火里去。她说，你就是个人，你没必要为了救我而变成一只鸡，你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奇男子，一个英俊的男子汉，我宁愿死也不要让你再变成一只鸡了！我想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故事升华一下。现在有了革命的背景以后，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表演了，变成了革命党利用了当时迷信的社会环境，来吸引清朝的统治者、军队离开县城，是革命军攻打县城的调虎离山计，但我还是完整保留了第一稿里“人鸡相变”、“宁死不变”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细节。

　　问：我们也注意到，和剧本同时发表的这一组诗也是非常少见的，包括则臣也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您的诗歌作品。刚才您说过，这些诗是平时写的，在诗歌写作上您有什么规划吗？另外，这组诗叫《七星曜我》，虽然您写到的都是大作家了，但是，用“曜”的话，会不会觉得太隆重了？

　　莫言：我写诗的过程也很长了，但一直羞于拿出来示人。当年也写了很多打油诗、仿古诗。因为我们山东人、我们高密人发音的调值不准，所以只能凭感觉，自己觉得符合了律诗的平仄要求，但实际上是不准的，所以我用书法作品写出来的那些打油诗，从来没敢说是律诗、绝句，这样的东西有很多，也有地方一直想收集出版，但我觉得再积累一下，即便是打油诗，也要像样才行。这种白话诗也一直在写，我感觉这些内容就是一个随笔，记一件事，记一个人，用这种分行的、基本押韵但又不严格押韵的句子记下来，累积起来。这一次给则臣的这七首，是和知名作家的交往、友谊，则臣说要不要取一个总题目，比如叫《格拉斯大叔的瓷盘（外六首）》。我想着，这七位作家，不管怎么说，在他们本国，在世界上，都是很有影响的，称得上七颗文坛巨星。恰好，北斗七星嘛。这个“曜”字也是在给星球起名字时经常用的一个字，它不是“照耀”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而是另外的含义。

　　问：您写瓦尔泽的那首，也特别有意思，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句式，包括您写道“这些话是我写的还是马丁·瓦尔泽说的？”您能稍微解释一下，想给读者什么提示吗？

　　莫言：瓦尔泽的小说也好，讲话也好，里面确实有一些绕来绕去的句子，但是绕得很有意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德国人的哲理、思辨传统，对一个问题从各个角度来表现，用很独特的修辞方式，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有他的例子在，我们就可以“仿造”出很多类似的句子。现在我看到网上某一个人的一句话流行之后，就会铺天盖地仿制出很多类似的句子来，这就是语言强大的繁殖能力，语言的繁殖能力是写诗人的一个基本能力。有的人写诗从一个意象到另一个意象，不断地联想、跳跃，很自然地生成很多东西。所以这首诗里面很多句子实际上是根据马丁·瓦尔泽先生喜欢用的句式自动繁殖出来的句式。

　　问：您在诗中也写到了勒·克莱齐奥先生，我知道您和勒·克莱齐奥先生有深厚的友谊，您也写到他送您围巾等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的大作家好像不太关注时尚，您对时尚持什么态度？

　　莫言：中国作家里有很多对时尚是很研究的，穿着都很有品位。时尚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了解时尚，了解都市生活，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如果你写到某些特定的阶层，而对时尚不了解的话，可能就写不了，从了解生活这个角度来讲，有必要。但是，我本人确实不太了解，这也是每个作家可能的局限。

　　写克莱齐奥的这首诗有事实，有幻觉，后面大部分写的是幻觉。前面写到他低头进入我们家那个矮小的大门等等，这都是现实。有一天，我梦到一个场景，一匹烈马奔驰而来，克莱齐奥飞身上马，腾空而起，就把梦中的情景跟现实的一些细节嫁接到了一起。

　　问：您在北师大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过非常精彩的演讲，马上就是开学季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联手合作的研究生班马上要开班，您对这些新学员有什么期许？

　　莫言：这批年轻作家在进入这个班之前，就已经创作出了很有名气的作品，应该放下过去的荣誉，也是放下过去的包袱，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学生的心态谦虚学习，我希望这样一种学习能为他们今后的攀登提供一个巨大的推力。总而言之，学习不是目的，将来能够写出好作品才是目的，这是为了未来的创作而学习，是一种必要的准备，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

　　（采访：张中江 整理：李佳倩、刘家芳 摄影：梁豪、尹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