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说自己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他要把所有翻译过他作品的翻译家都请到山东高密老家去做客，他将尽地主之谊盛情招待他们。莫言在日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闭幕的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做这一表示，自然是为了表达他对这些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的翻译家的感激之情。正是得益于他们，他才获得诺奖。而莫言的获奖作为一个契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带动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和热情。

　　如果说莫言的梦想有可能实现的话，则是基于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所说的一个前提——现代社会的便利，使得各种形式的国际交往成为了可能，由此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方便。“应该说，现在翻译家处在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当他们翻译某一个国家作家的作品时，只要有条件，他们可以到那个作家的作品里写到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对他们做好翻译肯定是有好处的。”

　　而即便是很多翻译家，不能如莫言所愿的那样，来到自己所翻译的作家描写的地方体验生活，类似一年一度的图博会这样的活动，也至少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作者和译者之间有了面对面的交流。正因为此，翻译过莫言作品的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 斯巴修、缅甸翻译家杜光民、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以及以色列汉学家、翻译家科比·李雅各，才得以和莫言在8月23日于图博会现场举行的“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上共话“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

　　交流与共话必须是双向且平等互惠

　　这样的交流与共话，自然必须是双向的，并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很长时间里就像莫言说的，中国作家只是单向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主要接受了苏俄文学，还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的引进翻译，我们对美国以及西方各国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也有接受和了解。很多作家在写作中也不知不觉接受了这种影响，甚至在情节上也有模仿，有一些现在看来模仿得比较笨拙。”

　　作为中国文学从一味接受外来影响到逐渐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莫言坦言，那时中国作家们还没有平等交流的迫切需求，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不能忘掉了自己的根。因为即使学得再像，你写出来的也只是二手货。因此，中国文学想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写出中国特色来，而中国作家要想在世界作家群体里，取得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也得创造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众多中国作家对写作个性化的追求也就汇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中国文学到了这一阶段，走出去的呼声才日渐强烈了起来。在莫言看来，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无非是作家们有了强烈的心理需求，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被世界上更多语种的读者所阅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人与人、心与心的交流，而这样的文化交流必须是双向的。换言之，只有当中国文学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众多的文字走出去，变成了外国读者手里读物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外文学交流才算是真正的完成，才算是真正变成了现实。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莫言展望道，只要中国作家努力地写，只要作品被各国翻译家不断地翻译出去，总会有国外的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阅读我们的作品，并从中受到启发。“就像我们阅读国外的文学作品，非常坦率地承认受了他们的影响一样，假以时日，也许会有国外的作家，也说自己受到了中国某一位作家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只有这样，世界文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你读我的，我读你的，大家一起来交流，来共同提高世界文学的整体水平。”

　　而在中国文化交流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文学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曹元勇所说，虽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但毫无疑问，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最能塑造、也最能呈现一个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气质。同时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相互认识了解的最好的中介。

　　如其所言，虽然阅读一个国家的历史书籍等等，也可以让你对其有一定的了解，但这跟阅读文学作品是很不一样的。莫言引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一段话说，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就仿佛是去了一个人家的家里做客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客厅，他的厨房，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独特的摆设，甚至闻到它区别于另外一个家庭的不同的味道。“只有你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才会深入到它的家庭里面去，才会感受到那种浓厚的生活氛围。”

　　商业化运作是输出文化的必由之路

　　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自不待言，也因此我们才格外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但如果仅仅以为有了好的翻译，就能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那就错了。照实说来，文学原创是基础，翻译品质是前提，对外推广也至关重要。

　　作为文学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深知纯文学作品海外译介和推广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2009年开始，即成立对外合作部，且一直以来都坚持海外版权输出一定要走商业出版模式的理念，坚持始终为当代最优秀的中国作家服务的理念，坚持文学品位与翻译质量并重的理念。同时，具体到版权输出，则坚持选择知名母语译者和海外名牌出版社这两个原则，由精品大语种带动小语种，在欧美等传统出版国家和“一带一路”及拉美地区同时推进。

　　而所谓走商业出版模式，以该社社长臧永清的理解，是在版权输出中，坚持售出版权，而不是送出版权。这也是该社一直坚守的底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臧永清看来，中国文学可以有这样的底气。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世界是持平的，根本谈不上落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代表了世界文学对中国作家群体的一种认可。因为，跟莫言在一个等量级上的中国作家，还有好多位。可以说，我们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已经站在了整个世界文学的大平台上。所以我们在做中国文学‘走出去’项目的时候，理应有充分的自信。”

　　另一方面，以臧永清的观察，如果把作品免费送给人家，人家到底会不会看，会不会重视，是要打个问号的。“也因为此，人文社对外合作部这些年一直秉持商业化运作的方式，作为中国文学出版的国家队，我们还有一种使命，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做出自己的努力，这当中最要考量的不是我们自身的利益，不是我们机构挣不挣钱，而是要让更多的好作品切切实实推出去，因为我们认为商业化运作是中国真正输出文化的必由之路。”

　　为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人文社也的确做了各种探索，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等。目前，人文社在美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的编辑中心已经准备就绪，日本的编辑中心也在洽谈中。今后，人文社将以签约作家海外版权作为对外版权输出的主要方向，通过“作家经纪“模式，系统性地全面经营作家的海外版权业务，培植作家的国际影响力，为不同类型的作家找到匹配的外国出版社，通过作品海外版权输出，让作家和人文社更紧密地黏合到一起。

　　正因为这些努力，人文社每年的版权输出数量都有增长，目前，输出数量比对外合作部成立之初的2009年翻了6倍，输出语种二十多个，遍及世界各地。以作家阿乙作品的海外输出为例，该社自2015年开始代理其《鸟，看见我了》等主要作品的海外版权。通过积极专业的推广，该社将作品译介到了英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意大利语、韩语、阿拉伯语等多个市场，并在意大利、阿根廷等地协助当地出版机构举办了作家、作品的宣传活动。目前阿乙的作品已经输出了7个语种15个品种。

　　在阿乙海外版权成果分享会现场，阿乙感慨道，他的作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通过人文社的海外推广，达到15个品种，这对一个年轻作家来讲是非常意外的成就。“应该说，中国本土的版权代理是一个比较新生的产业，但人文社对外版权部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有些卓有成就的老作家，知名程度远远超过我，但没有我的运气好。作为第一个尝到高效果实的年轻作家，我很幸运。”

　　优秀的原创作品永远是第一位

　　无论阿乙说自己幸运是否是谦辞，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之所以有较大的海外影响力，除了有力的翻译、推广，包括人文社特别赞赏的阿乙的积极配合参与海外宣传，尊重契约精神等等，更重要的还是应该归因于他突出的原创力。

　　曾为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艾娃·艾科罗斯，谈到自己阅读阿乙作品的印象时表示，她很多年前就开始读，读阿乙的作品会上瘾，会一直盼望他以后出新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语言特别，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会很认真地不断地做修改。他写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很通用，是跟人有关系、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系的。而且他的作品水准也非常稳定，有些海外出版社得知他出版新作，甚至没看到样稿就很乐意先签约。”

　　也因为此，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李清霞强调，要较好地实现文学互译与出版工作，固然要建立有效的宣传推广与翻译机制，建立作家与作品的资源平台，但放在第一位的，还是要有好的原创作品。该集团也正是以原创文学精品图书为载体，来促成更多的国际交流合作。“我们已与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年版权贸易品种达到三百余种。集团旗下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国内文学类图书出版的重镇，在中国文学出版尤其是原创文学建设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受到了众多国外出版机构的关注。”

　　让更多优质原创图书走出去，也是接力出版社持续发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该社在本届图博会上输出的76种原创图书，涵盖低幼、少儿、青年等不同年龄阶段，包括图画书、少儿科普、儿童文学、成长励志、家教书等多种内容，包括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的“娃娃龙原创图画书系列”等多部原创精品图书。

　　当然，原创图书走出去后产生何种效应，最终还要靠品质。作为英国童书第一大品牌，英国尤斯伯恩出版公司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该社副总经理尼克拉·尤斯伯恩表示，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该社确立了一些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孩子看成跟成人一样平等的人。“而且我们非常注重书籍的设计，我们的书要让孩子们一眼就能够选中。为此，我们会用很长时间去设计书，最快的一本书要花一年时间，最慢的要花上十五年，如果不能确信书出版会受到全世界孩子的欢迎，我们不会把它推向市场。”

　　当然，就创作而言，诚如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所说，还是要遵从内心，写自己认为最重要、最美妙、最能传达个人情感、或者说最能体现个人理想和艺术的追求的东西，而不是考虑怎么“走出去”的问题。“因为把我们生命中想表达的东西激发出来，就有可能会感动很多人。因为人类内心都有一个准则：虽然人是多样性的，但想象力、真诚、爱和包容，却能感染各国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