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伟川

　　在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历史地理学史上，“并州”究竟始建于何时，为何人所创置？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

《周礼》 资料图片

　　在古代九州中，“并州”一名较为晚出，其地望包括今河北省中部的灵寿、正定、保定及石家庄一带和山西省北部的大同、浑源（后包括太原）等地。

　　虽然，《尚书·舜典》说舜时“肇十有二州”，但文中只载有“幽州”，其他州名未备载。只是南宋的蔡沈为《尚书》作传，说舜的“十二州”中有并州。但此说纯属臆测，欠缺历史根据。

　　“并州”的名称及地望，首见于《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之中，此前未见文献典籍备载。不过，自“并州”一名出现后，无论民间或文人记诵，都在广泛应用，以至于今日。

　　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并州始建于战国初期，是魏文侯在攻占秦七百里西河地，继而北伐中山国之后所建置的。

　　魏文侯名斯，公元前445年（周定王二十四年）即位，至公元前396年卒，前后在位五十年，是战国初年具有雄才大略的魏国国君。他任用名将贤臣，发展农商经济，实行富国强兵之策；又尊古崇儒，整理经籍文献，文治武功称盛，故魏强于战国初期的其他诸侯国。

　　不过，在地理战略上，魏国也并非没有隐忧。盖其时魏之中心区域在晋西南的运城谷地。这一区域三面环山：南、北分别有中条、吕梁二山作屏障，东部则有王屋山之险阻，唯西面隔着黄河与秦对峙。所以，若秦军渡河攻魏之河东地，魏之都城安邑及运城谷地的粮仓和盐池等政经命脉，马上处于秦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这是关系到魏国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

　　据《战国策》《吕氏春秋》和《史记·魏世家》及相关《列传》等典籍文献记载，魏文侯为解除秦国的潜在威胁，保障魏国长期的战略安全，并进一步实施其争霸天下的雄图，遂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决策，于公元前419年，果断挥师西渡黄河击秦。

　　其时秦简公组织重兵拼死反击，企图将魏军逼回河东。战争十分惨烈，双方处于长期的相持阶段。及后魏文侯重用吴起指挥西线战事，并在太子击和名臣李悝的配合下，魏军终于取得明显的战略优势。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战斗（自魏文侯二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即公元前419年至前408年），秦军的整个西河防线全面崩溃，魏国取得重大的军事胜利，占领秦西河地，并沿洛水东岸修筑一条南起华阴（华山北侧），北至少梁，中经大荔、澄城等地长达数百里的长城，不仅成为河东的战略屏障，而且极大地压缩了秦国的战略空间，使其被压逼于洛水以西长达七八十年之久，从而阻遏了其对中原地区的侵略野心。

　　而魏文侯此一重大战略成果，不仅解除了秦国东渡黄河对魏的军事威胁，同时拓展了河西地区的大片领土，极大地增强了魏国的实力。

　　正是有了这一决定性的巨大胜利，及后魏文侯才能乘胜北伐中山国，以阻遏北狄鲜虞南下扩张之势。

　　所谓“中山国”，是以北狄鲜虞部落为主体并在河北境内建立的一个国家，其地原在今冀西一带。至战国初期，中山国羽翼渐丰，而毗邻的赵国其时势弱，魏文侯又长期忙于与秦争夺河西而无暇顾及，故鲜虞中山乃逐步蚕食赵国的领土。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国力益张，于是遂下山而东进平原，于顾地（今河北定州市）建立新都，并仿中原华夏之国体礼制官仪，自视为诸侯国，其势甚锐。据元代吴师道《战国策·中山策补》云：

　　“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伉欤？”

　　鲜虞人所建立的中山国最初的根据地在中人城，地在今河北省西部的唐县一带。及后其势力南下至今河北省赵县境内。而唐县与赵县中间的曲阳、灵寿、正定、石家庄一带，显然都是其势力范围。

　　其后鲜虞人又扩张至满城、易县及保定等河北中部地区，势力十分强大，并挥师进一步威胁赵国。其时赵烈侯因势弱不能与之抗衡，遂向魏文侯告急求救。

　　于是，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年），在完成了对秦西河地的占领之后，为消除北狄鲜虞这一心腹大患，乃命大将乐羊率师北伐中山国。经过三年的苦战，魏军占领顾都及其周围以平原地带为中心的中山国，鲜虞残部逃入太行山区。

　　魏文侯北伐中山之举，不仅使魏获得中山之国土，而且他此次出兵攻打中山国救赵，其条件是赵必须割旧时智氏之地即今山西北部的大同、浑源一带的地方给魏国。因此，魏文侯此次北伐中山之举，可谓“一石两鸟”。

　　于是，魏文侯遂将占领的河北中山国地与从赵国割来的原智氏山西地连接起来，合并成一个新的地方行政单位“并州”，初期交由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坐镇，可见其重视程度。

　　毫无疑问，作为战国初年的中原霸主，魏文侯显然有一统天下之志。故笔者在所撰《〈周礼〉成书于魏文侯主政时期》一文中认为，只有像魏文侯这种姬姓侯国的国君，其时又是实力强大的霸主，尊古崇儒，还有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的辅助，尤其是他在位五十年，才有动机和能力编成《周官》也即《周礼》一书，以助其称霸天下。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魏文侯不仅主导编成《周官》一书，而且重新订定了“九州”的内涵，同时将新置的“并州”加入其中。

　　就历史文献所载，《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所载之“九州”，与《尚书·禹贡》中之“九州”，其中有七个州名相同，两个相异。兹录如下，以作比较：

　　《尚书·禹贡》九州：冀、豫、雍、荆、扬、兖、青、徐、梁。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九州：冀、豫、雍、荆、扬、兖、青、幽、并。

　　毫无疑问，在先秦文献中，“并州”之名较为晚出，而且独见于《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之中。

　　显然，《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在“九州”的问题上，删去了《尚书·禹贡》中之梁州、徐州，并增入了幽州和新设的“并州”。

　　对古史略有认识的人都知道，大禹治水、平三苗，建立夏朝，将天下划为九州。所以，《尚书·禹贡》中的九州，是古圣先王划分地方建制的伟举。

　　魏文侯距夏禹之时相去已千余载，其间商革夏命、周革商命，历史的巨变使“九州”的内涵也发生一些变迁，是可以理解的。

　　而魏文侯作为战国初年文治武功称盛的一代霸主，他要学习大禹那样的圣王，希望能一统天下，划定九州。因此，他主导编纂《周官》一书，目的正在于挟周王室以令诸侯，内中也涉及订定九州的问题。正如《战国策·秦策》中所说：

　　“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所以，魏文侯主导编纂《周官》，正是他“按图籍”以成王业计划的具体措施。而重订“九州”，同时新创一“并州”，凡此皆为实现其霸业的有机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并州”名称地望之由来，正是当年魏文侯北伐鲜虞、占领中山国之后，乃顺应时势，将原中山国于河北中西部之地，与赵国割给魏文侯原智氏的山西境内的大同、浑源一带的毗邻领土，合并为一州，是称“并州”。及后，魏文侯将自己订定的“九州”及新创的“并州”，写入自己主导编纂的《周官·夏官司马·职方氏》之中。内中说：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

　　笔者发现，并州的幅员及其山镇恒山山脉，都地跨今山西、河北两省，这与赵国割给魏文侯原山西智氏之地太原、大同、浑源及其相毗邻的原中山国河北领土中的唐县、曲阳、赵县、灵寿、正定、石家庄、满城、易县及保定一带之地望，正好有惊人的相合之处。

　　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说并州及其山镇恒山的地望，在“正北”的方位。而编纂《周官》也即《周礼》一书的国家，正好就是魏国。因为其时魏之领土主要在山西的中南部和河南的中部，而新设置的“并州”之地望，约包括河北的正定、保定及山西的太原、大同等府，恰好位于魏国旧有山西、河南领土的正北部。因此，《周官·夏官司马·职方氏》以魏国地处中原的领土为本位，视并州及其山镇恒山为“正北”，在地理方位上，正好完全符合。

　　至于“并州”建置的时间，笔者认为，应在魏文侯北伐中山并占领其地之后。具体地说，应在魏文侯四十年，即公元前406年之后。

　　及后，魏文侯遂将重新订定的 “九州”及新创的“并州”之名，载入《周官·夏官司马·职方氏》之中。这也是“并州”一名只在《周礼》一书首次出现的重要原因。

　　魏文侯于公元前396年去世，故北伐中山之举，已是魏文侯晚年。因此，笔者认为，“并州”之创置，及《周官》亦即《周礼》的成书时间，应在同一时期，即魏文侯主政的最后十年，确切地说，应在公元前406年至前396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