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著名作家，祖籍山东临朐，1958年生于台湾高雄，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主编《三三集刊》，多次荣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现专事写作。著有《方舟上的日子》《击壤歌》《昨日当我年轻时》《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等。其父朱西宁、其母刘慕沙、其姐朱天文、其妹朱天衣，以及她的丈夫唐诺、女儿谢海盟，均为文坛中人。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出身文学世家的台湾作家朱天心的新作《三十三年梦》，日前由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上周，作者与作家阿城、李锐、蒋韵和梁文道、唐诺等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文学沙龙，就《三十三年梦》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记忆进行对谈。

　　唐诺说，以朱天心对于京都的稔熟程度，如果把这本书写成为旅游所用一定能更畅销，但她没有这样做。作家杨照在序言中这样总结：“《三十三年梦》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

　　朱天心说，因为自己太容易把个人意见加诸长篇写作中，写长篇一直不顺利，所以这次“把我个人在场的、在台湾的几十年中看到的、我想到的、我记下来的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写进这本散文集，以便之后能“轻装简便”地面对长篇。

　　另一个私人的原因是，开始写作此书的2013年初，朱天心和女儿谢海盟已经“冷战”三年互相不说话了。当时女儿跟随侯孝贤导演的《聂隐娘》剧组在京都取景，朱天心前去探班，“我心存侥幸觉得在充满回忆的地方见，她可能会理我吧。但是她依然不理我，还是冷战中。回来的时候，我就决定把这些觉得很珍贵的记忆写下来。”

　　1 为什么是京都？

　　京都对朱天心而言意义特殊，她认为，这个将文化、美术、建筑、历史遗迹等保留非常好的地方，永远是记忆的依凭之地。自大学时代第一次到访，到后来频繁往返，京都为她留下许多记忆。

　　“京都是一个舞台。从我第一次去后，我每年都去，结婚、看着婴儿车里的孩子、带我盛年的父母去，以及见我很多好朋友、同行者。京都就好像一个化石城，或者是鬼影重重的地方。我每次走在京都，仿佛看得到自己的各个阶段，我甚至可以看得到还在人世的爸妈的盛年。”朱天心说。

　　唐诺是朱天心的丈夫，两人曾多次同游京都。他举了个例子：“京都大饭店曾经盖了一个超过20层的建筑，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集体愤怒，所有的神社和佛寺联合起来抵制。”他们看到几乎每个寺庙都挂着招牌，上面写着，不欢迎住在京都大饭店的人。这让唐诺发现，在京都能找到另一种自由，另一种选择，“并不一定树要砍掉，并不一定路要拓宽，并不一定老房子要拆”。这种体验对他而言弥足珍贵。

　　蒋韵则认为，朱天心书中的三十三年其实是在写京都和台北两个城市：京都是一种自由的出逃，台北则是人生的战场。“我想如果我借王德威先生的话说，京都是诗，台湾是小说。”

　　2 为什么是八十年代？

　　朱天心说，《三十三年梦》是两年前先在台湾出版的，很多人把它当回忆录，其实她觉得说回忆录有点“托大”了。

　　上世纪80年代，朱天心刚刚三十岁出头，“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时光，充满了闽南语说的‘憨胆’，就是一股傻劲和胆气。因为对人世了解不够多，反而是勇气十足，不知死活。”正好又处在台湾变动最大的那个年代，所以她记下了很多历史结点，以及珍贵的人事。

　　“我们当时有很多好朋友，好比我跟侯导（侯孝贤），或者我自己的好朋友、小学同学蔡琴，她是通过我们跟杨德昌认识，后来结婚的。杨德昌、侯孝贤，我们在边上目睹他们的活动，他们曾经希望唐诺帮着写剧本，也曾希望我写一个《红楼梦》（的剧本）。我们都回绝了，因为要想合作就做不成朋友，因为共事，朋友是很难维持的。”

　　朱天心回忆，当时电影叫好、叫座的都是港片，后来才有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拍自己的熟悉的土地、自己的社会和熟悉的人。开始的时候这是比较小众的，很多人又怪他们拖垮了电影市场。“很吊诡，既然卖得不好，没有票房，怎么会拖垮其他呢？”

　　3 为什么是“文学盛世”？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本土化浪潮与乡土文学勃兴，朱天心回忆：“在当时要参加文学奖，你可能就要写农村，写贫苦大众，写矿工，不论写得好坏，才有机会得奖。”幸好父亲朱西宁看出了她的困惑，说：“我写的作品都会胜过你，因为学养、因为人生阅历。但是如果今天叫我写台北十五六岁的女孩，我写不过你，因为你才是第一线的，才真正是这个身份。”所以她那一刻明白了，“就让我诚诚实实面对很平凡、单调、乏味、狭窄的15岁女孩吧，这样将来我才可以同样诚实地面对自己的50岁、60岁，一直秉持创作上的认真和勇气。”

　　朱天心也承认，很幸运那个时代是台湾的文学盛世，“文学盛世不像后来描述的，好像你得了一次文学奖、会出一本书，就被保证是作家，从此名利双收，等等。我觉得，那时候文学还是人的。大学里的年轻人不管将来干什么，不论是念医、念法、念政、念商的，可是他都会看小说。不像现在，可能就文学科的学生才会去读，而且还不甘心多读，要是老师叫你读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好像其他书就都不用看了。”

　　但唐诺的想法乐观一些：“书写其实就是每一个个体自己所完成的。我曾经这样讲，文学的盛世并不代表所有人，我想象中并不需要‘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那种状态。以台湾创作规模来讲，有三五支一流的笔在书写，那个文学盛世就来了。三五支笔可能并不需要很强大的社会条件支援，毕竟个体比集体有超越性。这是我在目前很糟糕的台湾文学环境下，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的理由。”